以下文章来源于中国学，作者中国学

引言：一个学科的谱系与追问

　　“汉学”（Sinology）究竟是什么？对于这个看似简单明了的问题，任何试图给出精确答案的努力都可能陷入困境。有学者曾断言，这“在今天已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若要认真分析，“我们至少必须写一部专书”。这一论断并非夸张，它揭示了“汉学”一词背后复杂的历史积淀、不断流变的学科边界与深刻的知识论反思。作为一个在西方知识体系中孕育、发展并反身观照中国的学术领域，汉学从其诞生之日起，其定义、范畴与方法便始终处于争鸣与协商之中。本文旨在追溯这一学科的知识谱系，通过审视其在欧洲的早期历史，探究汉学如何从一种弥散的、前学科的知识形态，逐步凝固为一门拥有自身规范、制度与身份认同的专业化学科，并借此思考“谁是汉学家”这一身份认同问题的历史内涵。

　　从词源学角度考察，“汉学”一词的出现，本身就是其学科化与科学化诉求的标志。英文词“Sinology”大约诞生于1838年，由表示“中国”的晚期拉丁语词根“Sino-”与表示“……学”的希腊语词根“-logy”组合而成，其词源可追溯至希腊人对“秦”的转写。然而，在此之前，对中国进行研究的实践早已存在。法语词“sinologue”（汉学家）的使用甚至更早，法国学者雷慕沙（Jean Pierre Abel Rémusat）在1811年的一篇文章中便已使用此词，以指称一位使用“柏林汉学家”（Sinologus Berolinensis）作为笔名的意大利学者安东尼奥·蒙图奇（Antonio Montucci）。不久之后，“Sinologie”（汉学）一词亦出现在对雷慕沙著作的评论中。这种实践与命名之间的时间差颇具深意：它表明，在“汉学”作为一个统一的学科标签被广泛接受之前，一种以中国为对象的学术实践已然成形。1814年，法兰西学院（Collègede France）设立欧洲第一个汉学教席，标志着汉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制度化开端。这一建制化的行为，比“Sinology”一词在英语世界的流行早了二十余年。因此，为这门新兴学科“命名”的行为，不仅是对既有实践的追认，更是一种主动的知识建构。它试图将此前由传教士、外交官、商人和业余爱好者所从事的、性质驳杂的中国研究，提升为一种遵循严格语文学（philology）规范、具有科学客观性的专业知识，从而在学术殿堂中占据一席之地。这一最初的命名焦虑，也预示了此后贯穿整个学科史的“汉学”与“中国研究”（Chinese Studies）的术语之争——每一次命名的背后，都是对学科范围、研究方法乃至思想取向的深刻论辩。

　　在专业汉学诞生之前，欧洲对中国的认知经历了漫长的前史，大致可分为“游记汉学”与“传教士汉学”两个阶段。早在古希腊罗马的文献中，便已出现关于“丝国”（Seres）的模糊记载。然而，真正将一个相对清晰的中国形象带入欧洲视野的，是完成于13世纪末的《马可·波罗游记》。这部著作以其详尽的记述，将遥远、神秘的中华帝国具体化，极大地拓宽了中世纪欧洲的地理认知与想象疆域，成为刺激后来地理大发现时代来临的重要推手。然而，游记汉学提供的知识终究是片段化与表层化的。真正为汉学奠定知识基石的，是自16世纪末开始，以耶稣会士（Jesuits）为代表的来华传教士群体。他们与此前探险家和商人的根本区别在于，其目标不仅是描述中国，更是要理解中国，以便在此基础上展开传教事业。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耶稣会士采取了著名的“适应策略”（accommodatio），即主动学习中国语言，研究中国典籍，试图在中华文明内部寻找与基督教教义相通的元素。这一策略的先驱与最杰出的代表无疑是利玛窦（Matteo Ricci）。他摒弃了将中国人视为纯粹异教徒的傲慢姿态，转而以一种“儒士”的身份，深入中国文人阶层，与他们切磋学问。利玛窦不仅自身精通中文与儒家经典，其身后留下的《中国札记》，更被视为西方汉学的奠基之作。该书远超普通游记的范畴，基于作者近三十年的亲身经历与文献研读，系统介绍了中国的地理、物产、科技、官制、法律，乃至风俗信仰，堪称一部关于晚明中国的“国情总览”。利玛窦的深刻之处在于，他并非被动地记录，而是在持续的跨文化比较中，主动建构了一个特定的中国形象。他笔下的中国，是一个由崇尚道德的士大夫阶层治理的、拥有高度文明的理性国度。正是这种经过精心翻译与提炼的中国形象，塑造了此后近两百年欧洲知识界对中国的基本认知。

　　利玛窦开创的事业由后继者发扬光大，他们通过翻译与著述，系统地将中华文明的核心典籍与知识体系引介至西方。利玛窦的同伴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于1593年将《大学》译为拉丁文，开启了“四书”西传之先河。卫匡国（Martino Martini）则以其严谨的地理学勘察，于1655年出版了《中国新地图集》（Novus Atlas Sinensis），被誉为“中国地理学之父”。而比利时传教士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于1687年在巴黎主持出版的《中国哲学家孔子》（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则更是里程碑式的巨著。该书收录了《大学》《中庸》《论语》的完整拉丁文译本，是欧洲第一部系统介绍孔子思想的著作，其影响深远，远播欧洲各国。耶稣会士的这些知识生产活动，其意义远不止于文化介绍。他们实际上是在扮演“文化立法者”的角色。通过对文本的选择、诠释与翻译，他们精心塑造了一个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具有理性与哲学深度的“儒家中国”（Confucian China）。在这个被建构的形象中，中国的民间信仰、道教、佛教等元素或被淡化，或被诠释为一种原始的自然神论，而儒家思想中蕴含的道德理性与对“天”的敬畏，则被凸显并比附于基督教的伦理与一神信仰。因此，汉学研究的对象，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自在”的、纯粹客观的中国，而是一个经过西方观察者根据自身文化逻辑与现实需求而“再生产”出来的知识客体。这一深刻的烙印，也为日后其他学者从萨义德（Edward Said）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视角对汉学展开批判埋下了伏笔。

　　耶稣会士建构的理性、开明的中国形象，恰好迎合了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思想诉求。伏尔泰（Voltaire）、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等启蒙思想家，从传教士的报告中发现了一个用以批判欧洲君主专制与宗教狂热的完美“他者”。在他们的笔下，中国成了一个由哲学王统治、以道德而非神权维系社会秩序的理想国度。这种对中国的理想化想象，在18世纪的欧洲掀起了一股持久的“中国热”（Chinoiserie）。这股热潮从最初对中国瓷器、丝绸、园林等物质文化的迷恋，逐渐深化为对中国哲学、政治与伦理思想的严肃探讨。在这一过程中，由从未到过中国的杜赫德（Jean Baptiste DuHalde）依据传教士信件编纂而成的四卷本巨著《中华帝国全志》（Descriptiondela Chine），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这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迅速被译成多种欧洲语言，成为当时欧洲人了解中国的权威手册，进一步固化了那个由文本构筑的中国形象。

　　可以说，中国之所以能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研究对象，恰恰在于它在启蒙时代的欧洲思想论战中被证明是“有用”的。当中国从一个遥远的异域，转变为一个可供欧洲进行自我批判与反思的镜像时，研究中国便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知识威望与智识合法性。这种遍及整个欧洲上层社会的思想风尚，为汉学最终进入学术殿堂铺平了道路，使其制度化成为历史的必然。

　　历史的契机最终在法国成熟。1814年12月，年仅27岁的雷慕沙被任命为法兰西学院汉学与满学教席的首任教授，这标志着专业汉学的正式诞生。雷慕沙的就职，象征着汉学研究范式的根本性转变。他不再是为神学或政治服务的业余研究者，而是第一位职业的“汉学家”。其学术贡献集中体现了这种专业化转向。他于1822年出版的《汉文启蒙》（lémentsdela Grammaire Chinoise），被认为是第一部真正摆脱拉丁语法框架，试图依据汉语自身逻辑建构的语法著作，具有开创性的学术价值。他翻译的中国小说《玉娇梨》，在欧洲引起轰动，甚至直接启发了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提出“世界文学”（Weltliteratur）的理念。雷慕沙的工作，为汉学确立了以语文学为核心、以严谨考证为方法的学科规范。这种对古典文献的精深研究，虽然保证了汉学的学术严肃性，但也为其日后的发展埋下了隐患。

　　专业化是一柄双刃剑。它在赋予汉学以学术合法性的同时，使其日益成为一门高度专门化、甚至有些与世隔绝的学问。此后一个多世纪的欧洲汉学，尤其是法国和德国的“古典汉学”，基本延续了这种以文本研究为中心的“小学”传统。汉学家们皓首穷经，致力于古代文献的翻译与考据，在某种程度上将中国固化为一个存在于典籍中的、永恒不变的文明。这种“厚古薄今”的倾向，使得汉学在面对一个剧烈变动的近代中国时，显得力不从心，并最终引发了20世纪中叶以后，以社会科学方法研究当代中国为特征的“中国研究”派的挑战。同时，这种静止的、非历史的、仅能通过其古典文本来理解东方的学术取向，也构成了“东方主义”批判的核心论点之一，即西方通过其知识权力，剥夺了东方自我言说与动态发展的能力。因此，可以说，在1814年这个汉学作为一门学科获得胜利的时刻，也已然孕育了其未来身份认同危机的种子。

　　综上所述，汉学在欧洲的缘起，是一段从模糊的异域想象，到系统的知识建构，再到深刻的文化挪用，最终走向学科专业化的复杂历程。它根植于大航海时代开启的东西方接触，借由耶稣会士的宗教热忱与智识努力奠定基础，并在启蒙运动的“中国热”中获得进入欧洲知识核心的动力，最终在19世纪初的法兰西学院完成了其作为一门现代学科的“成人礼”。它的诞生，从根本上说，是一个欧洲的知识项目，是用西方的概念、方法与问题意识来理解和阐释中国的尝试。这一出身决定了汉学从一开始就不是价值中立的，它始终缠绕在帝国扩张、文化霸权与欧洲自我认同的复杂脉络之中。这一欧洲孕育的学科，在进入19和20世纪后，如何在不同的民族国家与帝国背景下（如法国、英国、德国等）演化出各自的形态？它又如何面对来自后殖民理论与“欧洲中心主义”批判的深刻挑战？这些问题，将是我们进一步探究“什么是汉学”与“谁是汉学家”时所必须面对的核心议题。

一、汉学的多元未来：

从“外部”话语到复数视野的构建

　　汉学自其诞生之初，便是一个典型的“外部”话语体系。它在欧洲的知识框架内孕育，其研究议程、分析工具与价值判断，无不深刻地烙印着欧洲自身的历史经验与思想关切。无论是早期传教士试图在儒家经典中寻找与基督教神学相通的“原始启示”，还是启蒙思想家将中国塑造成一个批判欧洲君主专制的“他者”镜像，抑或是19世纪专业汉学家以语文学方法将中国文明“客观化”为一系列可供解剖的古典文本，其核心都是一种从外部对中国进行的定义、阐释与知识建构。在这种关系中，中国长期扮演着一个被观察、被言说的客体角色，而汉学本身则构成了“西方”理解乃至规训“东方”的知识权力的一部分。然而，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化与世界格局的根本性重塑，这一单向度的、以欧洲为中心的知识生产模式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中国已不再是那个遥远、静默的文本帝国，而是深度参与并影响全球经济、政治与文化进程的能动行为体。相应地，世界各地因其与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纠葛，也开始发展出自身独特的中国研究视角与议程。于是，一个核心问题浮出水面：我们是否能够以及应该如何从一个单数的、具有普遍主义（实为欧洲中心主义）诉求的“汉学”，转向一个复数的、承认多元并存的“诸汉学”（Sinologies）？

　　这一范式转型的滥觞，或许可以追溯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中国研究”的兴起。相较于欧洲以语文学为根基的“古典汉学”，美国的中国研究从一开始就带有强烈的现实主义与政策导向色彩。在冷战的地缘政治格局下，理解并预测“新中国”的走向成为美国国家利益的迫切需求。正是在此背景下，以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为代表的一代学者，将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大规模引入中国研究领域，将焦点从古代经典转向近现代历史与当代社会。费正清提出的“冲击—回应”（impact-response）模式，便是一个典型的例证。该模式将近代中国史阐释为西方“冲击”与中国“回应”的互动过程，虽然深刻影响了数代学者的认知，但其内在的“西方中心论”预设也备受诟病。这一理论框架暗示，现代变革的动力源自西方，而中国则是一个被动、滞缓的传统实体，缺乏内生的发展动力。尽管后来柯文（Paul A. Cohen）等学者提出了“中国中心观”（China-centered approach），试图从中国内部的社会经济结构与思想脉络来探寻其历史变迁的动力，但这本身也反证了美国中国研究内部对于“外部”视角的自觉与反思。从欧洲的“汉学”到美国的“中国研究”，其转变不仅是研究重心的位移，更是知识生产背后驱动力的变化——从欧洲帝国时代的文化好奇与文明等级论，转向了美苏争霸时代的战略需求与区域研究（area studies）框架。这清晰地表明，对中国的研究从来都不是纯粹的学术行为，它总是与特定的地缘政治和国家利益紧密相连。

　　然而，若将视野局限于西方内部的范式演变，则仍未完全跳出“外部”话语的窠臼。一个更具颠覆性的参照系，来自中国的近邻——日本。日本的中国研究，在日本被称为“汉学”，其历史源远流长，与欧洲汉学有着本质的不同。如果说欧洲汉学是“发现”一个遥远异质文明的产物，那么日本汉学则是长期浸润、吸收并转化一个核心文化母体的结果。自隋唐时代起，日本便系统地学习中国的典籍与制度，汉文一度是其精英阶层的书写与思维方式。因此，对日本而言，中国在很长时期内并非纯粹的“他者”，而是自身文明的源头与参照。这种“内部-邻接”（internal-adjacent）的特殊位置，赋予了日本汉学独特的深度与视角。其对中国古典文献的精深解读，尤其是在文本考据与义理阐发方面，往往能达到令西方汉学家难以企及的细致程度。然而，这种文化上的亲近性也带来其复杂性。进入近代，随着日本走上帝国主义扩张的道路，其汉学研究不可避免地与地缘政治野心纠缠在一起。所谓的“东洋史”研究，在构建一个以日本为中心的亚洲历史叙事的同时，也为日本侵略中国提供了某种知识与理论上的“合法性”辩护。战后，日本汉学界虽对此进行了深刻反思，并深受马克思主义史学影响，但其问题意识与分析框架，始终与其作为中国一衣带水的邻邦这一特殊地缘位置密不可分。日本汉学的案例雄辩地证明，不存在一个普适的、超越地域与历史的“汉学”，任何一种关于中国的知识体系，都必然是其所处文化与政治脉络的产物。

　　在全球化的新时代，这种知识生产的“地方化”或“情境化”趋势愈发明显，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新动向，莫过于在全球南方（Global South）国家，特别是与中国有着密切经济合作的非洲大陆，一种全新的“中国研究”正在萌芽。与欧美或日本的汉学不同，非洲的中国研究并非由深厚的历史文本传统或地缘政治竞争所驱动，而是源于当代鲜活的经济与发展实践。过去二十年间，中非贸易额激增，中国已成为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并在非洲大陆进行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这种紧密的经济联系，自然催生了非洲国家了解中国发展模式、学习中国技术经验、评估中非合作利弊的现实需求。因此，在非洲大学与智库中兴起的中国研究，其议题往往高度聚焦于发展经济学、国际关系、基础设施建设、技术转移与债务可持续性等实践性领域。这种研究的出发点，既非欧洲汉学的“厚古薄今”，也非美国中国研究的意识形态对抗，而是一种更为务实的、以解决自身发展问题为导向的知识诉求。它试图回答：中国的经验对非洲有何借鉴意义？中非合作如何更好地服务于非洲的工业化与现代化进程？这种新兴的“非洲汉学”，其话语主体是非洲学者自身，核心关切是非洲的未来，标志着中国研究正在摆脱传统的“东西方”二元框架，进入一个更加多元的全球对话时代。

　　面对全球范围内“诸汉学”并起的局面，中国自身也从一个被动的研究对象，转变为这场全球知识生产的积极参与者和塑造者。中国学术界提出的“国际汉学”（International Sinology）等概念，正反映了这种主体意识的觉醒。中国学者不再满足于被动地接受外部的定义与阐释，而是开始系统地研究海外汉学史，反思不同国家、不同学派的“中国观”，并在此基础上寻求与全球同行展开平等对话。同时，中国本土的“国学”研究，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起伏后也迎来复兴。“国学”与“汉学”之间构成了一种饶有趣味的镜像关系：前者是“内部人”对自身文明传统的再发掘与再认同，后者则是“外部人”对同一文明的观察与阐释。二者之间既有张力，也存在着巨大的互补与对话空间。海外汉学可以为国学研究提供一种“陌生化”的参照视角，打破习以为常的思维定势；而国学的深厚积淀，则能为海外汉学家提供更为坚实的文本与历史语境支持。这种内外视角的交融互动，正是构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多元化中国知识体系的关键所在。

　　综上所述，汉学正处在一个深刻的转型期。那个以欧洲为中心的、单数的“汉学”时代已然落幕，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由不同地缘政治、经济利益与文化传统所塑造的、复数的“诸汉学”并存的未来。无论是美国的“中国研究”、日本的“汉学”，还是非洲方兴未艾的“中国学”，抑或是中国自身的“国学”与“国际汉学”，它们都是从各自独特的立场与视角出发，对“中国”这一复杂、动态的对象所进行的知识探求。这种多元并存的局面，无疑会带来更多的视角碰撞乃至话语冲突，尤其是在当前地缘政治紧张的背景下，知识的生产很可能被用作服务于国家竞争的“武器”。然而，从长远来看，这种多元化也蕴含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它打破了西方对“中国”话语权的垄断，使得一个更加立体、全面、多声部的中国形象得以在全球范围内被共同塑造。未来的挑战在于，如何在承认并尊重差异的前提下，促进“诸汉学”之间的有效对话与智识交流，从而共同推进对中国的理解，并最终服务于一个更加包容与互鉴的世界文明新秩序的构建。

二、定义与标准：

在全球语境下重思“汉学”与“汉学家”

　　在经历了从欧洲古典语文学到美国区域研究的范式演变，并面对全球多元视角崛起的今日，“汉学”究竟是什么，“汉学家”又该如何界定？这两个问题已无法在旧有的框架内得到圆满解答。任何试图为之划定清晰边界的努力，都必须回应其复杂的历史脉络与深刻的当代转型。传统上，狭义的汉学被理解为一种以语文学为核心，专注于中国古代典籍、语言与历史的研究。这种“古典汉学”强调对文献的精深解读，视语言文字能力为一切研究的根基与前提。然而，二战后随着研究重心转向现当代中国社会，“中国研究”大量引入社会科学方法，极大拓宽了学科范畴。这场旷日持久的“汉学”与“中国研究”之争，其实质是关于研究对象（古代/现代）与研究方法（人文/社科）的路线之辩。时至今日，这种二元对立已日益消解。无论是法国等欧洲汉学重镇将当代议题纳入课程，还是美国的中国研究者愈发重视历史纵深，都表明一种融合的趋势已然形成。因此，一个更具包容性的当代定义应当浮现：汉学，是关于中国文明的跨学科、跨文化研究体系，它以扎实的汉语能力为基础，综合运用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探究中国从古至今的语言、文学、历史、哲学、社会、政治、经济等各个面向及其与世界的互动关系。

　　在此一定义下，“谁是汉学家”这一身份问题便显得尤为关键。一个流传甚广的朴素观念认为，汉学家是研究中国的外国人。这种以国籍或族裔为界的划分方式，虽在历史上具有一定的事实基础——汉学确乎诞生于中国之外——但在全球化学术流动的今天，已显得过于僵化且充满悖论。难道一位在中国接受完整学术训练，并以“内部人”视角研究本国文化的中国学者，一旦移居海外、供职于西方学术机构，就自动转变为汉学家了吗？反之，一位在中国长期生活、对中国文化抱有深厚同情与理解的华裔学者，是否就不能被视为汉学家？显然，身份的界定不能仅仅依赖于护照的颜色。更有学者指出，这种基于族裔划分学术阵营的倾向，本身就是一种有害的“学术种族化”（ethnicization of scholarship），必须予以警惕。

　　因此，我们必须超越国籍的藩篱，从学术立场、研究视角与核心能力三个维度，重新勾勒“汉学家”的轮廓。首先，也是最根本的一条，是无可替代的语言能力。一位真正的汉学家，必须具备直接处理中文原始文献的能力，无论是传世的古籍还是当代的资料。语言是通往一个文明内在肌理的唯一路径，缺乏这一“专门的语言前提”（specific language prerequisite），任何研究都无异于隔靴搔痒，只能依赖二手翻译与转述，从而丧失了学术的根基。这种要求虽然严苛，却正是汉学作为一门独立领域得以存续的根本保障。

　　其次，也是区分“汉学家”与“国学家”的关键，在于一种自觉的“外部视角”或“审视距离”（critical distance）。汉学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将中国作为“他者”进行观察与分析的知识实践。它并非“内部人”对自身文化传统的认同与发扬——那是“国学”的核心诉求——而是一种带有比较意识的跨文化审视。这种“外部视角”不应导向“欧洲中心主义”的傲慢。恰恰相反，它要求研究者对自身的知识背景、理论预设与潜在偏见保持高度的自觉与反思。它追求一种“同情的理解”（sympathetic understanding），即深入研究对象的内在逻辑与情感世界，但同时又保持必要的分析距离，从而能够发现“内部人”因习焉不察而忽略的问题。这种视角并非外国学者的专利。一位中国学者，同样可以通过引入跨文化的比较框架与批判性理论，对自己身处的文化进行“陌生化”处理，从而获得一种“汉学式”的洞察。同样，一位海外华人学者，若其研究仅仅是“国学”在海外的延伸，缺乏这种跨文化审视的自觉，那么将其归为“汉学家”也未必恰当。因此，决定“汉学家”身份的，不是地理位置或血缘，而是其研究是否在方法论上采取了一种自觉的、比较的、批判性的“外部”立场。

　　最后，当代汉学家必须是一位跨学科的实践者。随着研究议题的日益复杂，单一学科的工具箱已不足以应对挑战。无论是探讨古代哲学思想的现代回响，还是分析当代中国的社会经济变迁，都需要研究者能够娴熟地运用历史学、哲学、文学、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乃至经济学等多种学科的理论与方法。这种跨学科性，正是澳大利亚学者白杰明（Geremie Barmé）所倡导的“后汉学”（New Sinology）的核心精神。它主张在古典与现代汉语基础上，以一种包容的态度，将多样的学科方法与理论视野融合起来，从而对中国形成整体性的理解。“后汉学”的提出，正是为了回应“古典汉学”过于沉湎于故纸堆，以及“中国研究”有时因过于追逐时事而忽略历史文化根源的双重困境。

　　综上所述，在21世纪的语境下，一位“汉学家”应被定义为：无论其国籍或族裔，凡具备坚实的中文语言能力，能够直接解读原始文献；在研究中自觉采取一种跨文化的、具有比较视野与批判性反思的“外部”视角，并能综合运用多学科的理论工具，对中国文明的历史与现实进行深入探究的学者。这一定义的包容性在于，它打破了“内外之别”的僵硬壁垒，将身在海外、心系故国的中国学者，以及那些虽无华夏血统却对中华文明怀有“温情与敬意”的异域学者，都容纳于一个共同的智识社群之内。它所强调的，不再是身份的归属，而是学术实践的精神品格：一种致力于在不同文明的参照与对话中，不断深化对“中国”这一丰富、动态且永恒的课题的理解。

结论：作为跨文化实践的汉学家

　　本文的追问始于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什么是汉学？谁是汉学家？”通过对其知识谱系的梳理我们看到，“汉学”并非一个自始至终稳定不变的概念，而是一个在特定历史情境中不断被协商、被重塑的知识场域。它诞生于欧洲，以语文学为根基，承载着“外部”世界理解中国的渴望与想象。随后，它在美国的区域研究框架下，被注入了强烈的社会科学与现实关怀，演变为“中国研究”。如今，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一个更加多元、复数的“诸汉学”时代已然来临，中国自身也从被动的研究客体，转变为这场全球知识生产中积极的主体。在这一系列深刻的范式转型之后，我们必须给出一个既能回应历史，又能面向未来的答案。

　　一个真正具有跨国性与当代性的汉学家定义，必须超越国籍、族裔的藩篱，回归到学术实践本身的核心能力与精神品格。综合国际学界的共识与争鸣，我们可以将“汉学家”界定为这样一位学者：无论其文化背景与地理位置，他/她必须具备对现代与古典中文的深度掌控能力，能够直接、独立地处理横跨古今的原始文献。这一严格的语言与文献学能力，是汉学作为一门独立学术领域安身立命的基石，也是将其与一般的“中国观察”或时事评论区别开来的根本标志。在此基础上，汉学家运用跨学科的理论工具，秉持一种自觉的、具有比较视野的“外部”审视距离，对中国文明的复杂性进行探究。

　　在此定义中，对古典文献的驾驭能力，尤其是通过严谨的翻译或专著出版所展现出的能力，构成了衡量一位学者是否能被称为“汉学家”的关键标准。这并非是要重回“厚古薄今”的旧路，恰恰相反，这是为了确保对“今”的理解能够建立在对“古”的深刻认知之上。正如白杰明所倡导的“后汉学”精神，一种对当代中国的有力介入，必须以“坚实的古典与现代汉语”知识为根基。缺乏对塑造了中国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与话语体系的古典传统的直接把握，任何对当代中国的分析都可能流于表面，无法触及其历史与文化的深层结构。宇文所安（Stephen Owen）穷其一生对唐诗的翻译与研究，或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以其精湛的叙事技巧重构中国近世历史图景，其学术魅力与深刻洞见，无不源于他们对浩瀚中文典籍的沉潜与体悟。们的实践雄辩地证明，语文学训练并非束缚，而是通往一个文明内在世界的钥匙。

　　坚持这一语文学基础，也是对汉学学科完整性的捍卫。在社会科学日益主导学术话语的今天，一种“去技能化”的倾向值得警惕。若将汉学完全化约为各个社会科学分支下的“中国案例”，那么其作为一个独立知识领域的独特性将被消解。诚如比利时汉学家李克曼（Pierre Ryckmans）所言，正是因为汉语学习本身“艰深而严苛”，要求长期的专门训练，才使得汉学作为一个“以特定语言能力为前提”的、综合性的人文学术事业，注定将存续下去。这种对语言能力的强调，并非排斥社会科学方法，而是主张任何理论的应用都必须建立在对本土语境与原始材料的精准解读之上。王赓武教授所构想的“多元汉学”，其基础之一便是建立在“古典中文与其他知识传统之上”。这种融合，要求学者既能与特定学科的理论前沿对话，又能完全深入中国历史的文本脉络，从而实现真正的知识创新。这或许正是“汉学家”在21世纪所能承担的最为宝贵的使命。

　　本文原载于《中国学（中英文）》2025年第2期，原文标题为《什么是汉学？谁是汉学家？》。

　　作者简介：吉来（Giray Fidan），著名翻译家、汉学家，世界汉学中心学术专家，土耳其安卡拉哈兹巴伊拉姆大学（Ankara Haci Bayram Veli University）教授、曾翻译出版多部中文著作。其翻译出版的《孙子兵法》是首个从汉语文言文直接翻译成土耳其语的译本。主要翻译出版作品还包括《论语》、老舍《猫城记》、张炜《古船》等，曾获“第十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青年成就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