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5月，由北京市教育委员会指导，北京语言大学主办，世界汉学话语能力创新中心、世界汉学中心、汉学与中国学学院（一带一路研究院）联合承办的的北京人文论坛在北京语言大学举行。马来西亚新纪元大学学院教授安焕然受邀参加。安焕然是马来西亚著名华裔学者、历史学家，现为马来西亚新纪元大学学院中文系教授，《星洲日报》等主流媒体的历史文化专栏作家。曾长期任职于南方大学学院并担任副校长、华人族群与文化研究所所长。他是当代马来西亚汉学及本土文史研究的代表性学者。他的学术研究横跨明代海洋史与近现代大马华人地方史，在文献考证、田野调查和口述历史的结合上形成了鲜明的个人范式。在推动马来西亚本土华族史料的搜集、田野调查和口述历史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

　　安焕然教授著作等身，深耕于中国历史与华人研究，核心研究领域大致可分为两个方向。一是明代海洋史与古代中马关系史。在宏观史学层面，安焕然对古代中国与马六甲王朝（满剌加）的互动关系有深入的文本互证研究。他打破了“中国中心主义”的传统朝贡视角，转而探讨多边地缘政治下的互动。相关著作包括《小国崛起：满剌加与明代朝贡体制》、《古代马中文化交流史论集》等。他系统地梳理了明代朝贡体制作为一种“国际秩序”，如何为马六甲王朝的崛起提供安全庇护。同时，他论证了这一体制如何实质性地催生了早期华人群落在南洋的移居、通婚以及多元文化的滥觞。二是马来西亚华人地方史。他以柔佛州及新山市为核心田野考察的对象，填补了战后大马地方华人社会文化史的大量空白。安教授在这一领域成果颇丰，包括《文化新山：华人社会文化研究》、《柔佛客家人的移殖与拓垦》、《远观沧海阔-海南历史综述》、《宽柔纪事本末》等。他详尽剖析了新山华人社会独特的“义兴公司”解散后留下的“五帮共和”（潮州、福建、客家、广东、海南）运作模式。他通过考察庙宇、会馆、义山（华人公墓）和华文学校，论证了新山如何从一个被称为“文化沙漠”的边城，建构成为今天大马引以为傲的“文化新山”。

　　纵观安焕然教授的学术成就，他是马来西亚华人社会从“落叶归根”到“落地生根”这一历史转型期中，重要的历史记录者与文化阐释者。他的学术著作不仅丰富了东南亚区域研究的内涵，更为全球海外华人研究提供了一个鲜活的、立足于马来西亚南端本土的历史样本。安焕然教授是当今东南亚地区汉学与中国学研究的领军人物，他对中国历史与海外华人史的研究不仅填补了学科领域内的空白，同时也为马来西亚的汉学知识生产与中国形象构建做出了重要贡献。

　　大会期间，安焕然教授受邀接受北京语言大学25级汉学与中国学研究生周俊豪的专访，以下是访谈内容。

　　Q1：安教授，您最初是如何选择历史学作为您的专业，又是缘何投入到中国历史与马来西亚华人史研究这条道路上的？

　　安教授：这要从我的学术背景和当年的时代氛围说起。我出生于1968年，中小学时期正值20世纪70至80年代。那时马来西亚华社深受新儒家思想（如钱穆、唐君毅等）“花果飘零，灵根自植”论述的影响，兴起了华人文化复兴运动。我的父亲以前非常左派，家里挂着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名言，他毫不犹豫地把我们兄妹三人全部送入华文学校以延传中华文化。受此熏陶，我虽然全家都是读理科的，且我成绩很好，但我依然执意选择了文科以继承中华文化，这让我父亲当年还有点伤心。由于在1996年以前大马不承认中国大陆的大学学位，欧美留学又太贵，台湾便成了当时我们去学习、感受中华文化的唯一选择。我填报志愿时前三个都是中文系，第四个误打误撞填了历史系并被录取。在台湾成功大学历史系期间，我大二以后年年拿全级第一名，毕业后以第一名成绩直升硕士班。当时我主攻中国明代海洋史与东南亚的关系（如郑和下西洋），这为我打下了扎实的中国历史文献根基。

　　Q2：您在硕士阶段研究的是明代海洋史，回国后是如何转向马来西亚本土华人史研究的？其间有哪些关键的学术契机？

　　安教授：这种转型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当时客观文献资料的匮乏“逼出来”的。硕士毕业后我回到大马南方学院中文系任教，当时网络尚未普及，整个大马几乎找不到一部《明实录》，我原来的明代海洋史研究根本无法继续，感觉学术生命要走到头了。由于大马的中文系通常是“中国研究（Chinese Studies）”而非纯粹的语言文学系，历史包含在里面。客观条件的限制迫使我较早地转型去开拓当时还缺乏深度研究的“马来西亚华人研究”，通过走田野调查和口述历史打开了新空间。而真正实现学术思想深化的关键契机，是我前往厦门大学攻读博士。当时厦大的曾玲教授在台湾交流时，在飞机场的书局无意中看到了我的郑和研究论文，主动打电话邀请我过去开会并招收我做博士生，这对我而言是一次极其感动的学术机缘。曾玲教授的老师（中国社会经济史大师）属于华南学派，强调“自下而上”的历史审视。曾教授本人又是海归，后来转向了历史人类学。在厦大读博期间，这种学术脉络极大地重塑了我的方法论，迫使我下足功夫去啃经典书籍、补充理论基础，最终完成了从传统文献历史学向结合田野与口述的历史人类学的深刻转型。

　　Q3：很多海外学者在做华人史或地方史时，往往强调“本土特殊性”或“差异性”。您在深入田野后，对海外华人史的研究方法论有什么新的反思？

　　安教授：长期以来，海外（尤其是台湾和马来西亚的部分学者）在做在地研究时，往往有一种陷入狭隘本土主义的倾向——他们一股脑儿地“进村找庙”，做完研究后就极力强调自己的“是在地独特性”、“差异性”，或者自以为是地认为某些传统“中国已经没了，只有我们马来西亚保留下来了”（即所谓的“礼失求诸野”）。但我后来在读博期间，去到中国潮州等原乡进行深入的田野调查（当时韩山师范学院提供了极大的车辆和人员支持）。我走遍了细微的乡下城镇后反思发现，海外学者口中所谓的“独特在地性”或传统，在中国原乡的文献、乡镇甚至极其普通的乡村里其实非常普遍，而且人家的文化积淀更深。我的学术走向是一个不断否定自己、与过去过去的学问做对话的过程。你如果缺乏中国的根基，你的解读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以为什么都是独特性，其实不然。

　　Q4：为了打破这种学术局限，您提出的“纵横寻根法”具体内涵是什么？它如何融合根基论与建构论？

　　安教授：延伸我导师曾玲教授的研究方法，我认为海外华人研究应当在理论上融合“根基论”与“建构论”，采取“纵横寻根法”。

　　横的寻根（在地与区域研究）：不能孤立地只看大马本土。例如我们研究柔佛历史，你不能只盯着柔佛，因为它跟新加坡、跟印尼的廖内群岛有密切的关系，它们在历史共同构成了一个地缘海洋经济圈。这属于横向的、区域研究视野下的在地寻根。

　　纵的寻根（原乡参照研究）：做华人研究必须拥有深厚的中国根基，必须回到中国的原乡进行纵向的文化与文献寻根，进行相互参照与对话。在现实生活里，没有任何一样东西是完全属于“根基论”或完全属于“建构论”的，两者相互交融。我们要看华人社会在建构本土性时，是如何应用原乡的“根基”去建构的。只有纵横交错地去多方整合、相互参照，学者的论述才会变得沉稳、大气，而不是坐井观天、一味强调虚妄的特殊性。

　　Q5：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诸如Deepseek、ChatGpt等大模型开始深度介入学术研究，如今许多年轻学子与研究者的案头都离不开AI软件，您认为这会如何改变历史学研究和人文学科？

　　安教授：首先，AI的发展是一个不可阻挡的趋势，它的运算和生成速度极快。对于人文学科而言，它逼迫我们必须改变过去的教学思维和评估方式，我们大马的高校也在和中国的高校一样努力开会培训、积极应对。因此，我们要明确一个淘汰机制：AI暂时不会取代老师，但是不会AI的老师会被懂得善用AI的老师所淘汰。懂得善用AI的人会走得比较快。AI的特点是能够快速做出一个“不会出错”的内容。现在的学生用AI辅助做出来的作业基本不会被当掉（不及格），但它由于没有人类的生命力和温度，做出来的东西往往非常平庸。比如目前为止，我在上课时自己的稿子如果完全丢给AI，把它变成PPT，我觉得它做出来的效果还不如我自己做的。因为他没有灵魂，他缺乏对学生接受知识路径的体悟，也不懂作为教师需要在课上向学生展示的重点。

　　Q6：如果学生和教师都过度依赖AI的既定逻辑，是否会导致学术研究和人文学科出现“知识的内卷化”与平庸化？我们该如何驾驭这一工具？

　　安教授：确实存在这个风险。AI终究不是人，它是没有温度的。AI的数据库是恒定的、是基于人类过去已经创造出来的知识成果。如果大家以后写论文、做研究都依赖AI的逻辑在里面打转，学术成果确实会陷入旧圈子里的死循环，导致知识的学术内卷化。要打破这种学术内卷，核心在于必须把持住人类自身的判断力与创造力。研究者必须有扎实的基础，才能去善用AI，否则你就会被AI牵着走。在我的实际操作中，我电脑里的AI是我的好朋友和好助手，但我不会让它完全代笔，而是让它帮我进行“优化”。它能极其敏锐地帮我检查出我打字时忽略的盲点、论述上的脱节，或者连接得不好的地方。而且，我一直在“训练”我的AI，我用的AI和其他同学用的不一样。现在学术界流行一种“AI导师”的做法——就是把我真正认可的、导师特定的优质论文和庞大数据高强度导给它。经过这种定向操练后，它就会变得非常了解我的研究方向，AI回答出的东西就会变得非常个性化、专业化，真正成为一个懂我的高效率学术助手。

　　Q7：从1992年您第一次踏上中国大陆，到2006年读博，再到今天，您亲身观察到的中国形象与外部世界（如大马、台湾）对中国的认知发生了怎样的变迁？

　　安教授：这种硬件和科技上的变迁是天翻地覆的。1992年我第一次跟着老师去福建厦门和泉州考察中国海船，那时中国刚改革开放，基建十分落后，甚至上厕所都是真的没有门，不知如何是好；买东西不能用人民币而必须使用外汇券。当时海外（如台湾、大马）受到西方论述的影响，对中国充满了“落后、单一、专制、什么都是自上而下”的僵化刻板印象。长辈们（包括我母亲）因为早年有通过“侨批”寄钱回乡的经历，总是觉得中国人每次都是要钱，从而产生家务纠纷和偏见。但到了2006至2009年我在厦大读博时，中国的变化彻底打破了这些刻板印象。我清晰地记得，2006年大马的网络跟中国一比简直是“乌龟在爬的龟速”，中国网络快到不可思议；那几年间，中国的隧道、大道建得飞快，一年的变化比人家多少年还大。学费结算也发生了质变——2006年学校不收人民币只要美金，到了2009年我毕业那年，学校拒收美金只要人民币。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后，中国的崛起更是无法阻挡。所以我总是对台湾的朋友和大马的学生说：“你们不要一味用刻板印象说中国怎么样，你们去中国住一住、走一走，你就完全会改观。”中国硬件和科技的进步是很明显的，但我觉得有一些东西是从1992年至今从未改变的，那就是中国有很多好人，民间依然保留着乐于助人、亲切、单纯朴实的民情，这种人情味在别的国家未必能遇到。

　　Q8：依托于成熟的华文教育体系，目前马来西亚国内的汉学或中国学（Chinese Studies）研究现状如何？存在哪些范式上的分化或局限？

　　安教授：马来西亚的教育体制很复杂，汉学与中国学研究主要分化为两大阵营，延续着不同的学术源流：

　　1.国立大学（延续西方费正清范式）：受英国殖民历史和冷战后区域研究的影响，大马国立大学的中国研究严重依附于西方的视角。他们把中国历史机械地割裂为“古代中国”（1840年以前，一个学期教完北京人到鸦片战争）和“近现代中国”（另一个学期）。这种完全套用美国费正清“冲击-反应论”的西方中心观，潜台词是西方没来之前中国是一成不变的。这种范式抹杀了中国自身的自主性，在学术上是非常落伍的，我们对此持批判态度。

　　2.私立大学（传统中国中文系范式）：像我所在的私立大学，课程更接近中国本土的中文系，古文根基强，四书论语是必修课。而且私立大学能包容不同学术背景源流的老师，比如我的上司里既有传统台大中文系且热爱中华文化的郑良树教授，也有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海归赖瑞和教授，还有深谙比较文学的王润华教授。教学方法和答案多元化，对学生而言是很幸福的。

　　目前的局限在科研功力有待加强。虽然大马在教学上各领域都有开课，但在科研产出上，除了像我们这样转型快、在“华人研究”领域成果丰硕的板块外，搞纯古典汉学（如易经、老庄哲学、庄子）的科研实力还远不如人，这是目前普遍存在的现象。

　　Q9：现在很多研究者更倾向于绕过传统汉学，去研究现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意识形态。习近平总书记在向世界中国学大会·上海论坛的贺信中指出，中国学既是历史中国之学，也是当代中国之学。您如何看待传统中国文化根基与当代中国研究之间的关系？

　　安教授：我对学生在这方面有着极其严格的要求：传统中国与当代中国绝对不能分割。现在很多人因为害怕读古文、怕麻烦，就尽量去研究现当代，以为这就是在研究中国。但我认为，如果你没有深厚的中国文化和历史根底，你根本无法解读出最真实、最具体的中国。你只能从很片面的角度、或者完全从西方的视角进行表象化的解读，从而继续制造刻板印象，甚至在做华人研究时闹出极其离谱的学术笑话。因此，在我们中文系最新调整大二选修课时，即使学生选择华人研究方向，我仍坚持把《中国文化概论》列为必修基础。你只有懂得了先秦两汉、懂得了传统历史制度形成的过程，你才能真正看懂今天当代中国所传达的讯息和体制逻辑。

　　（本文由北京语言大学世界汉学与中国学25级研究生周俊豪采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