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2026年6月28日，著名美国汉学家、敦煌学家，宾夕法尼亚大学亚洲及中东研究系教授梅维恒（Victor H. Mair）在费城去世。作为“北美敦煌学第一人”，梅维恒的学术足迹横跨敦煌学、中亚考古、比较语言学、中国文学史等多重领域，以跨文明的视野与跨学科的方法，重塑了英语世界对中国中古文明与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认知，也为中西汉学界搭建了持久的学术桥梁。

　　一、从南亚到敦煌：多语治学的学术根基

　　1943年3月25日，梅维恒出生于美国俄亥俄州。1965年从达特茅斯学院毕业后，他加入美国和平队赴尼泊尔服务两年，南亚的佛教文化与多元语言环境，点燃了他对东方文明的学术热情，也为其日后的中印文化交流研究埋下伏笔。1967年归国后，梅维恒进入华盛顿大学佛学研究项目，同步修习汉语、日语、藏文与梵文，打下了坚实的多语种文献基础。1968年，他获得马歇尔奖学金，前往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深造，正式接触敦煌文献与中古佛教文学。1976年，梅维恒于哈佛大学取得中国文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题为《敦煌通俗叙事文学》，同年留校任教；1979年入职宾夕法尼亚大学，在此深耕四十余年，同时兼任宾大考古与人类学博物馆学术顾问，并在京都大学、香港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多所高校兼任教职。

　　二、变文研究三部曲：英语世界敦煌学的范式奠基

　　在梅维恒的学术版图中，敦煌学是其用力最深、影响最广的核心领域。他潜心研究敦煌变文长达二十年，先后推出三部奠基性专著，构筑了英语世界变文研究的完整学术体系，被学界合称为“变文三部曲”。1983年出版的《敦煌通俗叙事文学作品》（Tun-huang Popular Narratives），系统译注了《降魔变文》《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伍子胥变文》《张义潮变文》等核心变文文本，首次向英语学界完整呈现了敦煌变文的文学面貌。在翻译策略上，梅维恒坚持“厚翻译”原则：译文严格贴合敦煌写本的原文结构与语言特征，不随意润色改写；每篇译文均配长篇导论、字词校注与历史背景考释，兼顾文本可读性与文献考据价值，成为域外敦煌文献英译的学术典范。

　　1988年出版的《绘画与表演：中国的看图讲故事和它的印度起源》（Painting and Performance: Chinese Picture Recitation and its Indian Genesis），将变文研究从文本拓展到表演场域，提出“变文-变相-讲变文”的整体性研究框架。梅维恒通过比对印度说唱艺术与中国变文表演的形态关联，论证了敦煌变文的叙事传统深受印度佛教说唱艺术的影响，这一“变文中印同源”假说，极大拓展了丝绸之路文化交流史的研究边界。该书由季羡林先生督促弟子翻译并亲自审定中译本，季羡林评价道：“他的眼光开阔，看得远一些。我们不注意的一些东西，他注意到了。”1989年出版的《唐代变文：佛教对中国白话小说及戏曲产生的贡献之研究》（T’ang Transformation Texts），则从文体演变的高度，系统阐释了变文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革命意义。梅维恒明确提出，敦煌变文标志着中国文学的一次“叙事革命”——它打破了上古以来文言文学的主导传统，开启了中国白话叙事文学的先河，为后世宋元话本、明清小说与戏曲的兴起奠定了文体基础。这一论断重新定位了敦煌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中的坐标，也修正了传统文学史以精英文学为中心的叙事偏向。

　　三、从文书到考古：丝路文明交流的跨域探索

　　梅维恒的学术视野并未局限于敦煌文书。1988年，他率领美国博物馆代表团访问中国，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参观馆藏木乃伊时停留三小时，由此开启了中亚考古与新疆古代文明研究的全新领域。1991年，欧洲“冰人奥茨”的发现引发全球关注，梅维恒深感新疆大量古代人类遗存缺乏系统研究的遗憾，随即申请专项经费投入该领域。1993年，他带队深入新疆塔里木盆地考察，实地调研小河、楼兰遗址出土的“塔里木木乃伊”；1994年，他在北京大学开设丝绸之路考古学课程，将第一手考古发现融入学术教学。1996年，梅维恒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召集国际学术研讨会，邀请全球三十余位不同学科的顶尖学者（包括欧洲考古人类学权威伦福儒勋爵）齐聚费城，共同研讨新疆木乃伊与欧亚早期文明交流问题。会后出版的千页论文集，成为新疆史前考古与东西文化交流研究的经典文献。此后，他与印欧人起源研究权威J.P.马洛里合作出版《塔里木木乃伊：古代中国与来自西方的最早民族之谜》（2000年），兼具学术严谨性与公共可读性，成为雅俗共赏的畅销书。梅维恒的考古研究证实，塔克拉玛干沙漠存在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200年间的早期文明遗迹，是欧亚大陆腹地迄今最早的定居文明之一。这一发现为重新理解中国西部历史、早期中西交通与欧亚大陆文明交流史提供了关键物证，也将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时间线上溯至青铜时代。

　　四、文学史编纂的革新：重构中国文学的全球视野

　　在敦煌学与考古研究之外，梅维恒在中国文学史编纂与典籍翻译领域同样贡献卓著。他主编的《哥伦比亚中国传统文学选集》（1994）与《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2001），是21世纪以来西方汉学界最具影响力的中国文学通史著作，由季羡林先生生前推荐引进中国，获得叶嘉莹、乐黛云、夏志清、宇文所安等中外学者联袂推荐。传统中国文学史多以朝代更迭为分期框架，梅维恒则彻底打破这一体例，以文体主题为核心搭建全书结构：全书分为基础、诗歌、散文、小说、戏剧、批评阐释、民间与周边文学七大编，各编内部再依时间脉络展开。这种体例突破了王朝叙事的束缚，更清晰地呈现了文学体裁自身的演变规律，也为民间文学、少数民族文学、跨文化交流文学等边缘议题留出了充足的叙事空间。在文学史观上，梅维恒坚持将中国文学置于世界文明史的整体视野中考察，既关注佛教传入、丝路交流等外部因素对中国文学的塑造，也重视民间通俗文学对文学生态的推动。他特别将敦煌文学纳入中国文学史的核心叙事，系统梳理了变文、俗赋、曲子词等敦煌民间文体的文学史意义，修正了传统文学史重精英、轻民间的偏向。此外，该书首次将港澳台文学与海外华语文学纳入中国文学通史的叙述范畴，堪称首部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华人文学史”。与此同时，梅维恒也是中国古典典籍英译的重要推动者。他翻译的《道德经》《庄子》《孙子兵法》英文译本多次再版，以严谨的文献考据与流畅的译文表达，推动了中国早期思想典籍在英语学界的经典化传播。

　　五、语言学与公共学术：贯通古今的语言探索

　　作为兼具语文学与语言学训练的学者，梅维恒在汉语史与比较语言学领域同样建树颇丰。他长期关注上古汉语语音重构问题，与白一平（William Baxter）、沙加尔（Laurent Sagart）等学者深度合作，其参与完善的上古音重构系统，整合了汉藏语比较、域外汉字音与早期借词等多重证据，成为上古汉语研究领域的主流范式之一。在中古汉语研究方面，梅维恒重点探讨了佛教传入对汉语词汇、语法与音韵的影响。他与梅祖麟教授合作撰写的关于近体诗与梵文诗律关系的论文，深入分析了沈约“四声八病”说与印度声明学的渊源，是继陈寅恪《四声三问》之后该领域的又一经典之作。此外，他对吐火罗语与汉语接触、梵汉对音等问题的研究，均为内陆欧亚语言交流史提供了重要洞见。难能可贵的是，梅维恒始终致力于学术的公共传播。他参与创办的“Language Log”语言学博客，以通俗生动的方式解析语言现象，打破了专业语言学与公众的壁垒，成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语言学科普平台之一。

　　六、中西学术的桥梁：薪火相传的学术情谊

　　自20世纪80年代起，梅维恒便与中国学界建立了广泛而深厚的学术联系，与季羡林、周一良、张广达、徐文堪等前辈学者交往密切，共同推动了敦煌学与丝路研究的国际合作。他多次来华讲学、考察，将国际前沿的研究方法引入中国学界，也将中国学者的成果系统介绍到英语世界，成为中西汉学交流的核心纽带。在人才培养方面，梅维恒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执教四十余年，培养了大批优秀的汉学与敦煌学学者，其中多位已成为国际汉学界的中坚力量。他对中国留学生始终倾力相助，在学术上严格要求，在生活中关怀备至，其开阔的学术视野与严谨的治学态度，深刻影响了一代又一代青年学者。2011年，梅维恒受聘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讲座教授，持续为中国学术发展贡献力量。他的学术研究始终秉持开放的文明观——既不将中国文明视为封闭的孤立体系，也不否定中国文明的独特性，而是在欧亚大陆整体文明互动的框架中，理解中国文化的形成与演变。

　　梅维恒教授的一生，是不断突破学术边界的一生，其学术遗产不仅在于卷帙浩繁的著作，更在于他所开创的“跨文明对话”的学术传统，这种传统将中国文明置于世界文明的整体脉络中考察，既尊重本土文化的主体性，也拥抱文明交流的开放性。斯人已逝，薪火相传，梅维恒教授所开拓的学术道路，仍将持续启迪着后世学者的探索与思考。

　　（本文综合海内外多篇纪念文章与公开学术资料整理撰写，力求全面展现梅维恒教授横跨半世纪的治学历程与学术贡献，谨以此文致敬先生为敦煌学与东西文明交流研究所作的开拓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