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4月3日上午，德国汉学家大会第三分论坛在北京语言大学世界汉学中心举行。本场分论坛以“中国哲学思想的跨文化阐释与对话研究”为主题，由嘉兴市文艺评论家协会王学海、北京外国语大学刘懿凤先后主持。来自中国人民大学、西北大学、四川大学、宁波大学、德国图宾根大学、埃尔兰根-纽伦堡大学等高校的十位学者先后发言，围绕宋代易学心学、张九成心学、吕祖谦心史哲学、《周易》时间观、德国东方学学术史、黑塞与道家思想、《周易》译本的经学传统、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出版经典化、中国古代烹饪宇宙论以及郑玄注释学传统等议题展开深入研讨。德国波恩大学白莎（Elisabeth Kaske）教授、华中科技大学林纯洁教授担任评议嘉宾。

　　宋代《易经》之心学与现代心理学诠释之比较

　　中国人民大学谢林德（Dennis Schilling）教授以“宋代《易经》之心学与现代心理学诠释之比较”为题作了首场报告。他通过对比宋代易学阐释与现代心理学视角下的《易经》解读，揭示了两种阐释范式的根本差异。谢林德指出，现代心理学阐释（尤其是受卫礼贤影响的荣格学派）将卦象理解为“原象”（Urbild）——一种存在于意识之中的理念性图像，卦象是“雾状之象”，人们通过占卜可以意识到尚未被自觉把握的理念。相比之下，宋代学者（以程颐为代表）的阐释模式则基于“感应”观念：心即是感，圣人之心无私心故能与天下感通；復卦所言“天地之心”实为“无心”——没有私心杂念，故能与天地万物相通。谢林德认为，宋代易学心学的核心是“感应模式”而非“表象模式”，这一差异反映了两种不同的人与宇宙关系理解。卫礼贤的阐释虽富有创造性，但其现象学路径与宋代儒者的义理之学存在根本性的范式差异。

　　哲学与经学：在思想与比较中再诠释——以南宋第一代学人张九成“心学”为例

　　嘉兴市文艺评论家协会顾问、海宁市文联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王学海以“哲学与经学：在思想与比较中再诠释——以南宋第一代学人张九成‘心学’为例”为题，系统阐述了张九成在中国哲学史上的独特地位。他指出，被美国学者田浩视为南宋第一代学人的张九成，以孟子学为根基，融禅宗于心学，开创横浦学派，为陆九渊、王阳明的心学开拓了前行之道。张九成提出“天人一心”，提升了人在宇宙中的主体地位；“功夫论”强调主体自觉与践行；“至诚如神”则将方法论推向哲学深度。王学海特别指出，张九成与朱熹的根本分歧在于“性即理”（朱熹）与“心即理”（张九成）——前者需通过格物复归天理，后者则强调心本体，刺激本心即可贯通天理。王学海认为，张九成突破了理学旧囿，将道德根源内置于人性，“化育”即是以能动坚韧之心引导和规范社会、塑造人心。他进而提出，诠释古代经典不应将其神化，而应以当下自我的时代向度作独特思考，使经学成为人类共同关切的“心学”。

　　论吕祖谦心史哲学的基础结构与通天工夫

　　中国人民大学鲁龙胜以“论吕祖谦心史哲学的基础结构与通天工夫”为题，提出宋明儒学史上被长期忽视的另一个哲学系统。他指出，在理学、心学、气学、性学之外，吕祖谦建立了一套以“心史”为核心的哲学体系。吕祖谦提出“史，心史也”，认为历史是人心的表呈与记录——《诗经》是“人之性情”，《尚书》是古圣先贤“精神心术”的记录，历史以铭文、竹简、纸张等形式“留藏”着每个时空的人心。心是人身所禀赋的天道，历史本应是天道通过人心在时空中的直接表呈，但人心在现实中常被遮蔽，导致天道或隐或显。为此，吕祖谦主张“观史修心”的通天工夫论：通过身临其境地以心观史，体贴历史人物之心、史家之心乃至天心，从而修己之心，使历史呈现为天道之运动性展开。鲁龙胜认为，这一哲学系统最接近于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可与现有的宋明儒学史研究“平分天下”。

　　太极-万物’与时间——《周易》生成时间观探悉

　　中国人民大学王逸轩以“‘太极-万物’与时间——《周易》生成时间观探悉”为题，从动态生成视域出发，系统梳理了《周易》“太极-万物”生成关系在易学史上的三种阐释模式及其蕴含的时间观。他指出，汉代郑玄为代表的阐释将太极-万物理解为“由一及多”的生成过程，从中可以推导出“形上-形下”的二元时间观——形上时间超越主体经验但实存，万物生生不息的运动本身贯通二者。魏晋王弼将太极-万物关系转化为“有-无”关系即“由本及末”，由此推出“先天-后天”的时间观——先天时间以客观、外在形式出现，后天时间则以主观、内在的“时遇”呈现于生命境遇之中。宋明王夫之则主张“体用互涵”，认为太极与万物不存在时空上的推生次序，而是共存具生、相互涵摄，由此形成“贯通一体”的时间观。王逸轩认为，前两种二元时间观更多是思想上的假设与逻辑确证，在《周易》的自然生成语境中，时间本然地统合于一事一物的几微变化之中，最终实现贯通。

　　德国东方学中的汉学——基于《德国东方学学会会刊》的计量分析

　　西北大学张嘉伟以“德国东方学中的汉学——基于《德国东方学学会会刊》的计量分析”为题作了报告。研究者基于1847年至2025年该刊14058条论文题目，采用BERT模型进行语义向量化处理与K-means聚类分析。结果显示，中国学相关内容仅占6.2%，主要研究方向为语言文献与东方语言学、汉语语言学、文化史、汉学史，以及藏学、蒙古与内亚史。通过作者发文量分析，可以勾勒出从Gabelentz、Grube到Haenisch、Forke、O. Franke的德国汉学师承脉络。研究者特别指出一个有趣的现象：卫礼贤的《易经》译本在中国学界备受推崇，却遭到Forke等专业汉学家的严厉批评——因为卫礼贤注重哲学阐释而非语文学文本分析，其引用歌德、席勒诗歌的做法在专业汉学家看来是“门外汉”之举。这一案例揭示了德国汉学内部“语文学正统”与“哲学阐释”之间的方法论张力。

　　道家阴阳思想在黑塞《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中的“双极性”书写

　　北京外国语大学刘懿凤以“道家阴阳思想在黑塞《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中的‘双极性’书写”为题，探讨了黑塞如何吸收并转化中国道家阴阳思想。她指出，黑塞的创作生涯呈现出从印度哲学向中国老庄哲学转向的清晰脉络，其思想资源包括德译《道德经》及对中国抒情诗的阅读。《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的核心是“双极性”结构：纳尔齐斯代表理性、禁欲、父性，歌尔德蒙代表感性、欲望、母性，二者在对立中形成互补统一，恰如道家阴阳相生的辩证观念。刘懿凤从三个层面展开分析：小说结构的阴阳（外部行动线索与内在精神独白并行）、人物关系的双极性（二人彼此差异却惺惺相惜）、母性意象作为“道”的显化。她同时指出，尽管黑塞强调阴阳并存，文本叙事仍明显偏向歌尔德蒙所代表的感性面向，这折射出黑塞对道家思想理解的某些未完全消化之处。

　　《周易》译本与中国经学注释传统的关系

　　四川大学梁竹以“《周易》译本与中国经学注释传统的关系”为题，系统梳理了西方《周易》翻译与汉宋经学注疏传统的关系演变。她指出，早期传教士译本（如利玛窦、白晋）以宗教传播为目的，有意与中国经注传统切割，甚至认为宋儒注疏充满“错误和误解”。以理雅各、卫礼贤为代表的“学者式传教士”译本开始重视经注传统——理雅各参考《日讲易经解义》《周易折中》等清代官定教科书，卫礼贤得劳乃宣协助，其译本深受宋学影响。进入现代阶段后，汉学家开始有意识地选择不同经注传统：Richard Lynn基于王弼注（汉学传统），Richard Rutt基于《周易》作为西周卜筮手册的文本性质重构原文。梁竹以“咸卦”“遯卦”为例，展示了不同经注传统如何导致截然不同的翻译——Rutt将“咸”译为“砍”（与古代祭祀肢解相关），Lynn译为“相互感应”（遵循王弼注），理雅各与卫礼贤则译为“感”（受宋学影响）。她强调，研究《周易》译本必须回到具体的经学注疏语境中。

　　德语国家出版业中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经典化进程：赫塔·米勒与莫言文学经典的比较分析

　　宁波大学於伟澄以“德语国家出版业中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经典化进程：赫塔·米勒与莫言文学经典的比较分析”为题，从出版史视角重构了两位作家在德语世界的不同命运。他指出，莫言1993年进入德语市场，早期采取“先电影后文学”策略，由罗沃尔特出版社出版。2005年瑙曼离任后，继任者采取激进出版策略并最终放弃虚构文学，莫言作品被转让给联合出版社，销售惨淡（每年仅两三百本）。2012年莫言获诺奖后，三萬本库存一天售罄，但其国际版权被美国文学代理人推高至中小出版社无法承担的价格，此后再无新作德译。与此相对，赫塔·米勒凭借与罗沃尔特出版社及左翼“红书出版社”的深厚友谊，获得持续出版支持与文学赞助；其作品的美国接受反过来推动了汉泽尔出版社收购其作品全集版权，加速了经典化进程。於伟澄认为，出版机构在文学经典化过程中发挥着关键的建设性作用。

　　吕氏春秋·本味篇中的烹饪宇宙论

　　德国图宾根大学柯斐烈（Felix Clausberg）以“吕氏春秋·本味篇中的烹饪宇宙论”为题，提出中国古代哲学中存在一种以烹饪为核心的宇宙观。他指出，《吕氏春秋·本味篇》中伊尹与商汤的对话阐述了一套完整烹饪哲学：美味源于水火相互作用，食材需在保持本味的同时以五味调和。伊尹描述的“和羹”不仅被用来比喻理想政治——社会各方面如食材般被调和在一起以达到公平稳定——更可被视为整个宇宙的象征。《左传》中的和羹食谱以鱼为主料，而庄子笔下化为鹏鸟的鲲鱼正是混沌的象征；《本味篇》中提到的两种“浑沌之身”的鲜美鱼类亦与此相关。混沌之鱼须经烹饪才能转化，真正的和羹本质上是“海鲜鱼汤”。柯斐烈由此提出一个核心命题：中国古代哲学中的宇宙不是被“创造”出来的，而是被“煮”出来的——万物在阴阳、水火、五味的调和中逐渐形成与展开。

　　传统的保留与重塑：中国经学的新旧视阈

　　埃尔兰根-纽伦堡大学博士生马熠辉以“传统的保留与重塑：中国经学的新旧视阈”为题，从个人学术经历出发探讨了注释学传统的跨文化传承。他的博士论文以郑玄对《礼记》的注释为研究对象，探讨注释作为“语文学”实践的意义。他指出，郑玄生活于东汉末期政治衰落、文化繁荣但佛教传入、纸张普及的社会巨变时代。他试图保存古代智慧遗产，但古代文献晦涩难懂、语言变迁、文本残缺。为此他广泛阅读各类典籍并相互对照（“博学多识”），在注释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改变了文本的解读——表面上他是“保护者”，实则也是“革新者”，恰如孔子“述而不作”的格言所暗示的内在张力。马熠辉将其与欧洲语文学传统对照，指出两者都面临“保留与重塑”之间的张力。他进而反思当代德国汉学教育：老师一代深受欧洲人文学科训练，年轻一代（受博洛尼亚改革影响）学制缩短、压力增大，他的汉学学习历程实际上是“从东向西”——通过研读中国经典才反过来阅读维特根斯坦、伽达默尔。他以跆拳道师傅的话作结：“传统在于传承火焰，而非守抓灰烬。”

　　专家点评：跨文化对话的方法论反思?

　　在上下半场的评议环节，两位点评专家分别发表了见解。白莎教授在点评中指出，汉学本质上是“杂货店”，涵盖历史、哲学、文学、艺术、出版史等多元领域，这种多样性正是其优势。她特别指出，於伟澄的研究实质上是在做“德国学”而非汉学，这恰恰说明中国学界对汉学的重视已超越了单一学科边界。关于梁竹的报告，白莎肯定了其对“汉学”（中国本土经学传统）与“汉学”（西方中国研究）概念区分的自觉，并指出她本人作为异国史研究者同样深受中国学术的影响——中国学者近四十年的学术发展极其迅速且优秀，她的研究不必再去档案馆重新考察，而可用比较眼光重新理解并传播到国外。关于烹饪宇宙论，白莎补充了一个观察：鼎在上古中国不仅是厨具，更是统治的象征（列鼎制度），而历史上以厨具为政治象征的文化颇为独特。关于赫塔·米勒与莫言的比较，白莎指出莫言作品的地域性和历史性极强，德国读者多以“好奇异域”的心态阅读；而米勒的作品虽同样具有强烈的地域性和历史性，却被德国人视为“自己的历史、自己认同的一部分”，二者待遇不同并不完全可比。她也坦言，若地域性与历史性太强，作品便难以成为“世界文学”，这是一个内在矛盾。

　　林纯洁教授在点评中，围绕“跨文化阐释与对话”的主题，对各报告进行了细致回应。关于黑塞与道家思想，他肯定刘懿凤对“母亲作为道”的分析，但同时提醒：二元对立统一在东西方都是普遍性元素，研究需有坚实的文本依据来断定影响来源究竟是道家还是基督教传统。关于梁竹的《周易》翻译史研究，他肯定其反映了西方对易经认识从传教士到学者的不断深化与客观化。关于於伟澄的出版史研究，他指出出版社对学术议程的制定至关重要，其中交织着学术、商业与文化多重考量，不仅诺奖得主，普通学者的出版策略同样值得研究。关于烹饪宇宙论，他补充了中国文化中“治大国如烹小鲜”“在一个锅里吃饭”等政治-烹饪隐喻，认为饮食话语已刻入中国人的文化基因；他还分享了德国面包行业纹章带王冠的现象，提出“民以食为天”是否具有跨文化共性的问题。关于马熠辉的报告，他肯定其实现了“古今中西的对话”——古典语文学与现代语文学、西方语文学与中国经学传统之间的多重对话，认为学术需要话语的多元与交流，全世界的学术是一个共同体。

　　结语：在比较与会通中激活中国哲学的当代意义

　　本场分论坛历时近四小时，十位发言人从宋代易学心学到张九成、吕祖谦的心学与心史哲学，从《周易》时间观的动态阐释到德国东方学中的汉学脉络，从黑塞对道家阴阳思想的文学转化到《周易》翻译与经学传统的关系，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出版经典化到烹饪宇宙论，再到郑玄注释学传统的跨文化对话，全景式呈现了中国哲学思想在跨文化视域中的丰富义涵与多元阐释可能。与会学者一致认为，中国哲学思想的跨文化阐释绝非单向的“输出”或“接受”，而是在中西学术传统的对话、碰撞与融合中不断生成新意义的动态过程。无论是宋儒的“感应模式”与西方心理学的“表象模式”之差异，还是莱布尼茨、黑塞、荣格等西方思想家对中国哲学的选择性吸收与创造性误读，都说明了跨文化理解本身即是哲学思考的组成部分。在全球文明对话日益深入的今天，对本民族哲学传统的深度理解与对他者视角的开放接纳，不仅有助于激活传统思想的当代生命力，也为人类共同面对的根本问题提供了多元的思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