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况是好时节，风日生光辉。今日，正值谭中教授九秩晋五寿辰。谭中教授是谭云山先生事业之继承者与光大者，亦为“中印大同”思想之积极倡导者与坚定实践者。在印度教学研究数十载，谭中教授以身作则，躬亲践行着促进中印友好，世界大同的使命，为中印两国人民架起了友谊的桥梁。

　　鹤瘦松青，精神与秋月争明。德行文章，素驰日下声名。世界汉学中心祝福谭中教授福寿安康、松柏长春，同时祈愿中印两国友谊长青、共同谱写人类文明新篇章！

　　2023年年末，世界汉学中心主任助理徐冬皓前往长沙探望谭中教授

　　今日，特转载华侨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副教授蔡晶博士的《谭云山家族与中印文化交流》，敬贺谭中教授九十五岁寿辰。

　　摘要：在中印文化交流史乃至国际文化交流史上，谭云山家族是一个独特的现象。湘籍华人谭云山旅印55年，不仅倾尽毕生精力致力于中印文化交流，并举家族之力成就此事业。谭氏家族出现了“子承父业”和两代“夫妻同行”的家学传统。谭云山、谭中父子两代华侨华人学者以治学搭建中印文化交流的桥梁，从“中印学”的历史建构到“中印大同”的宏大愿景，倡导新型地缘文明范式，逐步拓展中印研究和中印文化交流的空间与路径，实现中印两国思想之会通，力图打开中印两国互相理解的通道，共谋和谐发展，并惠泽世界和平。谭氏家族堪为华侨华人“文化报国”的典范，谭云山精神在当下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以谭云山为代表的华人的天下情怀，以及“大同”理想亦当成为新时代华侨华人精神世界的航标。

　　关键词：谭云山家族 中印文化交流 学术传统 国际文化交流

　　正文

　　当今世界，文明交流互鉴成为主流话语。在中印两大亚洲文明古国对话的历史上，谭云山家族可谓一座丰碑，谭氏父子两代人在90多年的岁月里，不断探索中印在2300历史长河中，在古代文化交流和现代文明回应中际会相契的文明对话，使“中国与印度”这一极富张力的话题历久弥新。谭云山乃一介书生，与政治上的救亡图存抑或经济上的实务报国不同，他主教育、兴学术，以“文化兴国”“文化报国”为己任。谭云山家族在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了不少美谈佳话，在国际文化交流史上也凸显出典型意义。

　　一 谭云山家族的中印情结

　　谭云山(1898—1983)，祖籍湖南茶陵，生于一个官宦世家，书香门第。幼时家境殷实，但不幸父母早亡。九岁时便寄人篱下，由其父好友彭蔚仁收养。所幸养父待他十分亲善，并对他悉心栽培，从私塾到新学堂，他接受了极好的教育，并勤奋好学，成绩优异。1919年，谭云山考入湖南著名学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受到进步运动的思想、学术熏陶，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组织过新文学社、茶陵学社；参加过新民学会、新文化书社；并创办了中兴学社。可见在骨子里，谭云山就是一位爱国、进步的青年。1924年7月，他远赴南洋，当时的初衷是扩大视野，更好地从事新文化工作，但其传播中华文化的伟大事业便在那时开始。他在南洋教书、办文艺刊物，也从事文学创作。期间认识了于他生命中最为重要的两个人。一位是陈乃蔚，她与谭云山既是同乡，又是同事，后来成为谭云山的夫人，成为谭云山的人生伴侣和灵魂知音。她为谭云山的事业提供了极大的理解、支持和帮助。另一位是印度大诗人泰戈尔。泰戈尔于1927年7月造访当时谭云山任教的麻坡中华学校，与谭云山一见如故，并邀请谭云到他所创立的印度国际大学去。1928年8月，谭云山赴印，这一去，便在印度扎下了根。他在印度国际大学教授中文，同时也学习梵文、钻研印度文化，并对佛学研究投注了极大的热情。他在国内的《东方杂志》写稿，介绍国际大学，也介绍印度文化，受到了中国和印度两国学人的关注。为了进一步推进中印文化交流，他多次往返中印之间，在政府和社会各界中斡旋游说，先后于1933年、1934年分别在中国和印度发起和组织“中印学会”和“Sino-Indian Cultural Society”（中印文化协会），成为中印文化交流的重要组织。中印学会1935年在南京正式成立，陆续向印度捐赠了十万余册图书和近4万卢比的建设款项。1937年4月，著名的“中国学院”在印度国际大学正式成立，成为中国文化在印度的阵地，至今仍是印度的中国学术和文化中心。1968年，谭云山在这里光荣退休，1979年，印度国际大学授予他“文学博士”头衔，这也是该校最高荣誉学位。1983年2月12日，谭云山先生在印度佛教圣地菩提迦耶逝世。他举必生之力致力于中印文化交流，建有七大功绩：创建中国学院；建立印度首个中文图书馆；成立中国语言文学专业；组织中印学者和学生交流；组织中印名要互访；沟通中印民族，为抗战服务；著书立说，出版刊物。尤其是在著书立说、与中印两国政要论道、推动两国社会各界人士往来方面，谭云山发挥了巨大的能量，成就卓著，成为印度人眼中的“中国圣人”和中国人眼中的“现代玄奘”。

　　谭云山的中印交流事业的顺利开展离不开夫人陈乃蔚的全力支持与帮助。陈乃蔚也堪称一代奇女子、新女性。她读师范学校出身，在负有盛名的陶龛学校教过书，后来受华侨邀请到马来西亚教书办学，曾任柔佛州巴株巴辖的爱群女校首任校长，是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先行者。她十分仰慕谭云山的诗情，后与谭云山喜结连理。但新婚不久，谭云山便去了印度。在国际大学初期是不拿工资的，衣食用度大都有赖陈乃蔚办学薪金。谭云山奔波中印两地，为筹建“中印学会”奔走募款之际，陈乃蔚与子女住在中国，于1939年才离开中国，全家在印度团聚。因为曾辗转新加坡、马来西亚、缅甸从事教育，并身处泰戈尔创办的国际大学，深受泰戈尔“世界鸟巢”这一包容博爱理念的影响，谭云山夫妇也怀有捐资兴学、教育报国的愿望。在陈乃蔚的主张下，1948年，夫妻二人在家乡湖南创办了一所以“大同”为名的学校。大同学校校址在长沙，建校办学所需资金主要由谭云山夫妇捐凑积蓄及变卖祖上家产筹得。“大同学校”最初的构想是，建立一个包含从幼儿园教育到研究生教育的完整的人生教育体系。这其实就是泰戈尔国际大学办学理念的一种投射。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大同学校本身就是中印文化交流的一个客观成果。陈乃蔚在这里一年有余，管理学校，重拾她青年时代执教的热情与挚爱。1953年，大同学校更名为“大同小学”。大同小学建校已逾70年，目前已成为长沙示范性学校。

　　谭云山夫妇共育有七个孩子，两个女儿，五个儿子，其中有三个孩子诞生于印度国际大学所在的圣地尼克坦。分别是第五个孩子、次女谭元，泰戈尔为她取名“Chameli”（茉莉花）；第六个孩子、四子谭吉（印度名字“Aujit”）；第七个孩子、五子谭同（印度名字“Arjun”）。在这七个孩子中，长子谭中子承父志，积极致力于中印友好交往的事业，并将其在中印两国的土地上发扬光大。谭中出生于马来西亚峇株巴辖。姓名中的“中”字寓意了谭云山对中国的深厚情感。谭中在印度工作了45年，先是在浦那教中文，后来调入德里大学，并在德里大学取得硕士和博士学位。谭中与夫人黄绮淑也是同行，二人曾一同在德里大学执教中文。1971年，谭中担任德里大学中国研究系（现为“东亚研究系”）主任，1978年转职进入新德里尼赫鲁大学，任中文教授，将5年制的中文硕士班发展为尼赫鲁大学乃至全印的特色兼高水平中文研修班。1990年，印度中国研究所(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ICS)在德里成立，谭中被推为主席之一。谭中先生一直活跃于印度的中国问题研究领域，常年奔波于中印两国之间，致力于中印友好往来与文明对话。他在退休后定居美国，是芝加哥大学访问学者，并仍笔耕不辍，出版中英文书20多部。谭中先生于2013年获得印度国际大学最高荣誉学位，继其父谭云山之后，被载入该校史册。2010年印度政府授予谭中先生国家二等莲花奖，莲花奖是印度政府颁发给本国公民和少数有突出贡献的外籍公民的最高荣誉。同年，温家宝总理在新德里授予他“中印友好贡献奖”。2015年，谭中先生获得第6届“世界中国学论坛特殊贡献奖”，这是当下国际中国研究的最高奖项。可见，谭中先生不仅在中印两国享有盛誉，也是具有国际声望的华裔学者。

　　谭云山的长女谭文，精通孟加拉语，获得了孟加拉文学博士学位。她曾在德里大学教授孟加拉语文学，后来随印裔丈夫定居美国，2003年病逝。谭云山的次女谭元嫁给了南印度一位著名画家，定居印度。

　　由此可见，中印文化交流是谭云山家族的事业，而且谭云山家族本身便是中印文化交流与融合的象征，诠释了中印合璧的意义。这不仅体现在谭云山家族致力于中印交流的学习、探索和实践，也体现于谭云山家族对中印两个国家同时倾注的深厚情感。在为这个事业奋斗的过程中，家族成员更是表现出了极大的奉献和牺牲精神。谭云山的夫人陈乃蔚是放弃了自己华侨教育事业的理想来支持谭云山的。她任劳任怨地照顾有七个子女的家庭，还充当热情的贤内助，与谭云山一起接待来自中印的众多访客和契友。“她从来没有享受过和七个子女团圆的全家福，她一直受到与子女悲欢离合的折磨，却不让折磨妨碍她贤妻良母的重任。”谭中、谭文在学术领域的耕耘也非偶然，而是谭云山极力培养的结果。因此，谭云山神圣的中印交流事业凝聚着家族共同的心血。

　　二 谭云山家族对中印文化交流的贡献

　　季羡林先生曾评价谭云山是真正构建中印友谊金桥的人。谭云山乃一介书生，以教书和研究为本业。他不是叱咤风云的政客，也不是家财丰厚的富商大贾，他的家族成员也都是“文化人”。但正是学者身份和学术研究的成就，成为谭云山中印文化交流的家族事业建立了不平凡的功勋。

　　（一）学者的作为：非囿于书斋，而诉诸同道

　　谭云山之所以义无反顾“白马投荒”只身前往泰戈尔所在的圣地尼克坦，是因为他与泰戈尔志同道合。共同的爱国情怀、博爱理想、崇高的使命感使谭云山和泰戈尔成为至交。泰戈尔在印度本身就是声名显赫的文豪、圣哲、社会活动家，与泰戈尔的交往使谭云山在印度很快积累了大量的人脉。甘地、尼赫鲁都与谭云山私交甚笃。谭云山志趣所在是学问。他最显赫的功绩之一，是建立中印学会和筹建中国学院。为此他不辞辛苦，奔波往返于中印之间、印度与东南亚之间，四处游说、募款、为图书馆筹措书籍，在中国学院成立后，又精心打理，组织和执行学院的学术活动。这些机构的成立，均是与学问有关。有了这些组织和机构，就有了学术研究的平台和机制，中印语言文化历史哲学等研究才能充分展开，中印之间的文化交流才能够可持续发展。事实也证明了谭云山的睿智和高瞻远瞩。

　　谭云山在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成立中国语言文学专业，讲授中文和中国文化，成为印度中国学研究的重要根据地和师资来源。在当时，中国学院就像是一个中印交流的会客厅，中国的高级学者、政要造访印度，中国学院是必访之地。1940年，太虚法师率中国佛教代表团访印；戴季陶率中国高级友好访问团访印；1942年蒋介石夫妇访印；1943年顾毓秀率文化团体访印；1957年周恩来总理访印等均由谭云山促成；徐悲鸿、徐梵澄、陈翰笙、巴宙、金克木、周达夫、巫白慧、叶浅予、冉云华、李开物等学者，也都曾在中国学院钻研学问，获得进益。谭云山也积极促成印度高级学者赴中国访问，比如，1944年印度著名哲学家拉达克里希南（Sarvepalli Radhakrishnan）赴华讲学，首开印度学者赴中国讲学先河。

　　中印学会也成为知识分子、精英汇聚之所。“翻开1943年中印学会的名单，它的名誉主席是（1）圣雄甘地，（2）蒋介石元帅，（3）奥罗宾多（Aurobindo）先知（由独立运动知识分子一变而为超人式的师尊），（4）戴季陶院长，（5）尼赫鲁，（6）蒋夫人宋美龄，（7）奈都Sarojini Naidu夫人（有“印度夜莺”盛名的诗人和政治家，紧跟圣雄甘地的杰出女领袖）”印度独立后第一任印度总督拉贾戈巴拉查理（Rajagopalachari），1952年印度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任总统普拉萨德（Rajendra Prasad）、第二任总统拉达克里希南（Sarvepalli Radhakrishnan）、第三任总统侯赛因（Zakir Husain）等都是印度中印学会的会员，很多其他会员后来也都成为印度政界的重要人物，并投入中印两大文明的现代交流事业。

　　谭云山与中国、印度政要均有非比寻常的友谊。但他所开展的中印文化交流事业，却是超越政治的，他所期待的中印文化交流应当是持续发展，不因政治变迁而左右的。因此，他积极与两国政要打交道，却始终将自己的学者身份独立于政治关系之外。他不屑于披着学者的外衣从事政治活动，认为这有损文化与学术事业的“清高尊严”，也是“自损人格”的表现。如此，便失去了讲学的资格。对于中国官员访问中国学院，谭云山认为，这是对中国学院的“同情爱护”，也是出于对文化学术的尊重。从性质而论，纯属“游历参观”，而绝非与政治关系相关。

　　谭云山先生的长子谭中先生亦颇有乃父之风。他与印度不少政要、官员熟识，也活跃于中印社会各界之间，如果说谭云山先生是中印之间的非官方文化大使的话，谭中先生则可谓印度政府非官方顾问。父子二人以学问立身，治学不脱离躬身践行，以学者风范成就文化、学术交流的阔达境界，充分发挥学术资源的最大效能，形成一个范围更广、联结更紧密的学术共同体。

　　（二）学术研究的意义：文化交流的根基与灯塔

　　谭云山父子学术研究的功绩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印学的建构；二是“中印大同”话语体系的建构。

　　前文已述，中印学会的建立和中国学院的创立都是服务于“学问”这一目的的。这学问就是“中印学”。所谓中印学，按照谭云山的构想，就是把以佛教为纽带的中印文化交流从世界文化交流史中独立出来，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研究范畴可以涵盖历史、文化、社会、政治、经济、哲学、文学、艺术、宗教研究等诸多领域。通过“中印学”的系统研究进入到中印两大文明的核心层面，通过对比、审思，最终落脚到更深层地理解和把握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可见，“中印学”体系的建构，始终是立足中国立场和中国情怀的。从实践的层面而言，谭云山还创办了《中印学报》《中印学刊》等学术刊物，作为“中印学”的思想阵地。

　　谭云山撰写了一系列著作，丰富了“中印学”的研究内容。比如：《印度与中国的文化交流》（1937）、《今日中国的佛教》（1937）、《中国宗教是什么》（1938）、《印度对中国文化的贡献》（1942）、《印度的中国研究》（1942）、《现代中国》（1944）、《中国、印度与第二次世界大战》（1944）、《印度与中国文化的精神》（1949）、《世界大同与亚洲联合》（1949）、《中印文化中的“不害”精神》（1949）、《中印关系》（1950）、《中国语文及文学的历史》（1952）、《觉醒：圣哲奥罗宾多对世界的启示》（1957）等。这些著作均用英文写成，并将中国文化放置在中印比较、参照的视野中呈现出来，这对印度广大民众理解真实的中国、理解中印文化之间的相似相通和联系起到了很大作用。谭云山在对中印文化的梳理和研究中，逐渐形成了其“中印文化”观，即发展中印之间以互识互补为目的的共同文化。

　　谭云山、谭中等致力于中印两国文明对话的学者被印度学界称为“印中文明派”（civilizational school of India-China wallahs）。后来，印度经济学家，也是谭中的好友杰伦·兰密施创造了一个新的概念“Chindia”，主要是从经济以及现实政治的角度来形容中印关系。谭中最初将“Chindia”翻译成“中印理想”，并强调了这个中印是去掉了Sino-Indian中间连接号的中印，凸显此两大文明之间绝无仅有的文明亲属关系；后又把它译成“中印大同”，将中印对话的文化场域以这样一种文化符号固定下来。按照谭中的解释，中印大同应包含这样几方面内涵：（1）捐弃前嫌，重新开始；（2）文明挂帅，见利思义；（3）取长补短，共同繁荣。“中印大同”这一概念所代表的是一种新的“地缘文明”范式,是超越现代国际关系所强调的“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因素，把中印关系放置于地缘文化的视角下进行考量。谭中先生还提到了“喜马拉雅文明圈绿洲”这一“文明共同体”的概念。事实上，这种基于“天下大同”的地缘文明话语体系的建构不是一种想象，而是一个在历史发展中不断被丰富的开放性的概念。中印大同思想基于对中国“天下大同”和印度“世界一家”理想的认知、对历史上中印文化交流的考察、对西方侵略下中印共同命运的反思。中印文化大同这一理念应当是谭云山与泰戈尔的一种共识和共同理想，这在谭云山的“中印文化”观以及捐建“大同学校”的行为中已有明确体现，而谭中则从话语和实践两个方面将其发扬光大。

　　谭中多年来持续关注中印关系，并积极倡导中印间的相互理解，为“中印大同”造势。1994年，他受印度文化关系委员会(ICCR)委托担任《印度地平线》(Indian Horizon)特刊《印度和中国》主编，专门探讨中印之间的交流，强调了文化对话在中印关系中的重要性；1998年,谭中主编的《跨越喜马拉雅的鸿沟:印度寻求理解中国》一书出版，汇集了印度学者观察、研究中国的成果，集中呈现出印度学界在试图全面理解中国方面所做出的努力；2006年,谭中与北京大学学者耿引曾合著的《印度与中国:两大文明的交往和激荡》问世，强调了中印民众通过交流跨越心理障碍，实现“中印合壁”的理想。2007年，谭中主编的《中印大同:理想与实现》发行，中印大同的话语由学界铺开，越来越多地出现在舆论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CHINDIA在印度学术界受到关注，在商业领域，以“中印”冠名的网站大量涌现，这在印度并不容易。近代以来，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印度精英倾向于对本民族传统和西方价值的双重认同，而对中国的了解也多限于西文文献。因此在印度，传播由华人建构的话语体系显得极为重要，使印度人能接受这样的话语体系则更加重要，这是实现中印两国民心相通的前提和基础。从这个角度来讲，谭中先生“中印大同”的话语建构和实践是成功的。

　　实现中印大同，关键在与心灵相契，思想会通。这也是谭云山父子的治学目标和理念。在实现思想会通的过程中，谭氏父子也实现了话语的重建，并发现了新的价值。从“中印学”到“中印文化”观，再到“印中文明派”倡导的中印文化交流，以及中印理想、中印大同所强调的新型地缘文明范式，一脉相承的话语建构成就了一种“新文明”宏大愿景。另一位旅印多年的中国学者徐梵澄也曾精辟指出，“学术会通”是实现世界大同的前提和基础。学术会通方得思想和谐，此二者皆可由义理互证、融通、契合而实现。这也道出了知识分子和学术研究在文化交流中的重要意义。惟有深谙两国国情与文明的精髓，方能高屋建瓴，发掘两国文化交流的契机与路径，发现两国文化交流的价值，并发展为一种世界情怀，烛照两国文明交流的前路。

　　三 谭云山精神的现代意义

　　在印度，像谭云山这样常驻印度的华侨极少，有着深厚中印友好情结的华侨更是凤毛麟角，以家族之力孜孜以求致力于中印文化交流事业的华侨则可谓绝无仅有。谭云山家族正是中国文化和中国思想的化身，在印度传播中国文化的亲和力，使印度发现中国的重要性，为中印文化交流提供资源和条件，创造机会。如今，谭云山先生已经故去，谭中先生业已老去。谭氏家族已是风烛残年。然而谭云山精神却更加弥足珍贵，凸显出非凡的价值。

　　（一）谭云山精神的时代性与生命力

　　谭云山被誉为“现代玄奘”，是因为他一方面秉持了中国古代高僧大德艰难求法的精神，抱着“朝圣”之心去往印度；另一方面则延续了知识分子主动探索研究、传播中国文化的传统。玄奘、法显、义净这些西域求法高僧舍身求法、敢为人先、坚守信仰、大智大善的精神与情怀在谭云山家族得以重彰。同时，谭云山始终执著于教书与学问，他追随心中理想，在学术研究与个人游历中，传播中国文化，为当下中印两国的民间交流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路径。

　　谭中先生与中国著名印度学学者、中国印度文学研究会会长郁龙余先生一道，以韵文形式生动阐释了“谭云山精神”：

　　“献身中印友好，立意天下大同；

　　修齐治平弘毅，难行能行终身。”

　　谭云山侨居印度的半个多世纪，经历了中国的国势飘摇，经历了中印关系的曲折颠簸，他始终心系祖国。在抗战的艰难岁月里，他不断地写时评、写檄文，发动在印华侨华人积极团结，一致抗日，并与泰戈尔一道，引导社会舆论站在支持中国的立场，为国内抗战助威，亦疏解后方压力。谭云山一家身处印度，游离于母体文化之外，能够避免“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局限，同时又有对印度文化的切身体认，避免“隔靴搔痒”的缺憾和刻板印象的误导，因此，无论是向中国言说印度，还是向印度传播中华文化和价值观，都有明显的优势。谭云山是中国思想和中国精神的代表，他和他的家族俨然成为了中国文化的符号。这对传播良好的中国形象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谭云山还为南洋的报刊写文介绍印度国际大学和中国学院，他期冀将中国学研究、中印交流拓展提升至世界语境，他本人也成为华侨文化、华侨爱国精神的化身。

　　谭云山先生中印学研究的理想可以从他为中印学会和中国学院定下的宗旨中窥见：“研究中印学术、沟通中印文化、融合中印感情、联合中印民族、创造人类和平、促进世界大同。”在当下看来，这36字宗旨可谓箴言，非但并不过时，反而超越时代，表现出蓬勃的生命力。

　　1933年，谭云山在《印度周游记》中曾表达过中印两国之于世界、之于人类的重要性。他把中印两国称为“姊妹国家”，认为两国之间的关系可谓“重之又重”，如若没有中印两大民族的联合参与和共同努力，人类亲善、世界和平、人类文明等等目标将无从实现。以当下的视角来看，谭云山家族何尝不是“一带一路”的先行者，也是中国对外文化交流，中国形象传播的“国家名片”。而熔铸了泰戈尔、尼赫鲁、谭氏父子等中印精英思想的“中印大同”所代表的地缘文明范式，其内核正是民族性与国际性的多元交融、互鉴；正是仁爱、和合、以及命运的休戚与共。

　　（二）谭云山家族在中印文化交流史与国际文化交流史中的典范意义

　　首先，谭云山家族的学术传统与学术遗产堪为中印文化交流史上丰碑。

　　谭云山先生在印度国际大学开中文班，做研究，推动中印交流，筚路蓝缕，条件艰苦，他不为功名，全凭一腔爱国热忱，将中国学院办得有声有色。尤其是在培养中文教育和中印学人才方面，可谓功在千秋。许多印度人把谭云山视为“圣人”“师尊”，这在印度是绝对至高的尊荣；对大多数在中国学院修学的中国学者而言，中国学院亦为精神圣殿。

　　谭云山先生旅印50多年，是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见证者，他与两国政要、名流的通讯，以及他的学术成果成为研究现代中印文化交流史极为珍贵的文献。2006年3月，谭云山先生的嗣哲谭中教授将“谭云山文献”捐献给深圳大学。其中包括谭云山著作、谭云山上世纪30-60年代的书信、谭云山刊发于报刊的部分文章及一些孟加拉语文献。同年，深圳大学启建谭云山中印友谊馆，并于2008年11月21正式开馆，成为谭云山研究和中印研究的重要学术机构；此外，长沙大同小学凝聚着谭云山夫妇的赤子之情；印度国际大学的中国学院也仍然延续着谭云山时代的部分传统，积极组织推动中印之间的一些学术交流。2009年4月，北京怀柔成立了“继光书院”，教学层次涵盖育婴院、小学、大专、本科教育，这种教育体制和理念一方面强调国学传统，另一方面与泰戈尔和谭云山的办学理念颇有相似。继光书院也向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派遣学员，进行学习、交流。在中印学界，谭云山已然成为一种“现象”，得到研究者们的关注，以谭云山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也渐成机制，学术交流在增进中印之间对话交流中的重要性越来越得以强调。

　　其次，谭云山家族在华侨华人国际文化交流中极具典型性和典范性。

　　谭云山家族不仅是中印文化交流中在印华侨的杰出代表，也是世界范围内华侨华人“文化报国”的典范。谭云山家族是书香世家，谭云山、陈乃蔚夫妇的姻缘是从南洋华侨教育开始。远赴印度后，成为近代以来最早的在印度身体力行传播中国文化的华侨，也是传播中华文化、促进中印交流最著名、最有成就的华侨。谭氏家族中，谭中子承父业具有重要意义。谭云山一人一时之力毕竟有限，家族传承则成气候。若无谭中，谭云山的理念和抱负将局限于一时一地，谭中则在传承家学的同时，紧扣时代的脉搏，将谭云山精神的价值和生命力发展到极致。除了谭中，在孟加拉语文学方面颇有造诣的谭文也算是谭云山先生的同行，延续了谭云山先生的学术理想。谭氏兄弟中，还有身在加拿大的谭立、在亚特兰大当工程师的谭吉，在阿拉巴马州的大学物理教授谭同。谭云山家族身在海外，赤子情怀全负载于文化与学问。在国际文化交流的层面，谭云山家族亦凸显出典型意义。中国的崛起，文化复兴是前提，亦是应有之义；中国的发展，更需要籍文化作为沟通和联结世界的纽带。科学与文化在不同的文化间的沟通是增强互信的重要途径，也是打造华侨华人精神家园的重要阵地。

　　四结语

　　一大家族，两代文人，近百年的事业，中印大同的愿景。这种以学术融通实现话语建构并引领社会活动的方式成为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的一大创举。“中印大同”倡导的是一种共生互鉴的良性交往模式，这种模式与当下国际秩序中的功利主义、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判然有别，却与中国倡导的命运共同体理念、亚洲文明对话机制等交相辉映。这种和平交流以促进和谐为主旨，可为亚洲乃至世界范围内的文明交流提供典型范例，充分实现文明的因素在世界新秩序建构中的积极作用。或许可以为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的伟大构想，实现新的全球时代东西方话语、价值、秩序共构的新格局提供有益的借鉴。这不仅关乎世界秩序、关乎人类和平，亦将全世界华人的根脉更紧密地联结在一起。从这个角度看，谭云山精神、以谭云山为代表的华侨华人的天下情怀，具有世界性意义；发掘中印在大国博弈与竞争中文化精神的共享价值，具有深远的意义。而这种“大同”的理想亦当成为新时代华侨华人国际文化交流的航标。

　　（本文转载自《华人华侨文献学刊》第九辑，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