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尔兰作家托宾:莫言会让中国文学“飞”向世界

2012-12-08 消息来源:搜狐网     原作者:搜狐网

 在英国布克奖揭晓的当晚,布克奖的常客、爱尔兰著名作家科尔姆·托宾身处深圳。现年57岁的他还像个老顽童,接受采访时可爱极了。这是托宾第三次来中国,第一次到深圳。深圳,在他过去的认知中,是个“一年建成的神奇城市”,他像个孩子一样对世界之窗充满了好奇,短暂停驻的24小时内,还专门抽了几个小时去世界之窗。

托宾曾是英仕曼亚洲文学奖的评委会主席,在他的见证下,姜戎、苏童、毕飞宇先后夺得该奖。对于中国文学,托宾虽称不上“熟悉”,但至少是“认识”的。演讲结束之后,他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谈起中国文学,他说和爱尔兰文学传统有异曲同工之处,而那是英美文学不具备的;谈起莫言获奖,他说这对中国非常重要,会有更多中国文学被翻译,传播到更远的地方。

我就是来自小镇的男孩

《文化广场》:从长篇小说《布鲁克林》到最近引进的的短篇小说集《空荡荡的房间》,读者会发现你一直在写异乡人的生活,写出走与回归的故事。深圳是中国最大的移民城市,很多读者在你的书中看到了自己。为什么关注异乡人,这和你的经历有关吗?

科尔姆·托宾:1845年,爱尔兰人口有800万人,5年之后,就只剩下400万人。其中200万人死于大饥荒,其他人离开了这个国家。离开的爱尔兰人中,有一半去了美国,留在爱尔兰的下一代,他们的叔叔阿姨很多都在国外,当他们长大后也跟着去了美国。直到今天,纽约大多数的警察和消防员都是爱尔兰裔,很多爱尔兰裔的女人做那些服务性行业,他们在纽约建起自己的教堂,类似于唐人街或者日本城、小意大利城,爱尔兰人也有他们聚居的地方,有他们自己的歌,唱的都是关于家乡和故乡。爱尔兰经济现在处于下滑中,也有很多年轻人离开爱尔兰,不过他们不怎么去美国了,他们去澳大利亚跟加拿大,这个移民的历史已经持续100年,每家每户都有在国外生活的人。

《文化广场》:中国的移民史其实也持续了100年,那些散落在世界各地的海外华裔作家一直都存在身份认同的困惑,爱尔兰移民作家会有这样的困惑吗?

科尔姆·托宾:这样的挣扎和困惑,我们可能比较少。我们的语言是英语,长得也跟那些人一样,没有那么大区别。现在从纽约到都柏林的飞机很快,大概5个小时就能到,所以你晚上在纽约登机,早上7点就到都柏林了。我认同自己是爱尔兰人,别人也都知道我是爱尔兰人。纽约本来就充斥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各种族裔,我每年在纽约待3个月,当我慢慢开始习惯的时候,我知道就到了该离开的时候。我住的那个公寓是租的,所有家具和床都是别人的,就跟住在酒店的感觉一样。

《文化广场》:我们看到很多诺奖获奖作家,都经历过多种文化背景的迁徙和冲击。一个具有世界性视野的作家,是否经历更多的文化碰撞会更有利于他的写作?

科尔姆·托宾:我不是一个具有世界性视野的作家,我就是个来自小镇的男孩,我只在自己的世界里写作。作家是活在自己的回忆和记忆中,如果你有了“世界主义”的想法,那恐怕就是写作生涯的尽头了。

苏童的书很像爱尔兰文学

《文化广场》:那诺贝尔文学奖也不是你所追求的?

科尔姆·托宾:可能要很老才能得吧。

《文化广场》:可是莫言跟你同岁。

科尔姆·托宾:哦,怎么会?通常一般到80岁才能得诺贝尔奖,因为老得已经没法庆祝获奖的喜悦了。

我以前从没在意过诺奖,直到今年看到博彩公司的赔率,我的赔率越来越高,可能性越来越低,变成66比1。但我又觉得还不错,因为我还没有跌到100赔1的赔率上。

《文化广场》:你曾担任曼亚洲文学奖的评委,对亚洲文学和中国文学怎么看?

科尔姆·托宾:我在哥伦比亚大学教一门课,是爱尔兰非诗歌写作,如果能有一位中国作家去那里教中国的非诗歌写作,会非常有意思。因为要教这样一门课,必须从2000多年前教起,讲那些很古老的民间故事,以及那些民间故事的流变。我第一堂课讲的内容是一个3000年前的爱尔兰故事,它公元七世纪被记录下来,后来在不同的诗歌、散文里以各种形式被一再重复。在英美的散文写作里,不存在这种现象。我读苏童的书,感觉很像爱尔兰这种文学传统,也类似于中国绘画。爱尔兰和中国的历史格局有相似之处。我叔叔参加过爱尔兰内战,后来被关进监狱,但他从没提起这件事,可能只有一次,可能还是在圣诞节。他对这件事缄口不言,老一辈的人心里面藏着一些秘密。小孩子会对这样的秘密感兴趣,于是只能靠想象还原,我想这比老一代人一遍又一遍讲故事、重提往事要有趣得多,中国人能够理解这种感受。从这种缄口不言里,就诞生出了作品。不止中国、爱尔兰,还有巴西、印度,都有类似的文学现象,相似的历史决定了这些。

中国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

《文化广场》:中国作家莫言刚刚获得诺奖,你怎么看待这件事?

科尔姆·托宾:爱尔兰文学和中国文学的关系非常有意思。它们都有着非常古老的口头文学传统,都很晚才进入现代化,都是突然一下子就进入了现代化。这些年来中国,认识了一些中国作家,苏童、毕飞宇,他们非常幽默,我们有很多共同点。但我对中国文学还在了解中,现在刚好有个作家莫言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对所有中国作家是件好事。文学往往来自某个地方或某个个人,然后才会传扬到四面八方,所以诺奖对中国非常重要,会有更多中国文学被翻译,传播到更远的地方。

《文化广场》:你喜欢中国吗?

科尔姆·托宾:中国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中国以外的人,没有一个人真正认识中国、了解中国,包括我自己也并不真的了解。

《文化广场》:想在中国住上一段时间吗?

科尔姆·托宾:我很感兴趣,(开玩笑)但要做一点更好吃的素菜给我吃才行。

希望《布鲁克林》明年开拍

《文化广场》:很多读者喜欢你的短篇小说甚于长篇小说,像最近两本短篇小说集《母与子》和《空荡荡的家》。比较起来,短篇小说是否更具天才性?

科尔姆·托宾:我同意你的想法。我曾做过一个比喻,长篇小说就好比是一棵树,而短篇小说是其中一片树叶,它是落叶。对一个画家来说,画一棵树是简单的,可是要画一片落叶的神韵,就很难。

《文化广场》:你35岁以前是记者。记者经历给你带来了什么?

科尔姆·托宾:很多著名小说家都做过记者,像奈·保尔,格雷·厄姆。这两个职业结合在一起,并非不同寻常。我写过政治方面的文章,也采访过作家,还到过非洲、南美。游历对我的创作并没有产生太大影响,但到处行走让我学会更好地观察周围的世界。

《文化广场》:听说你最近正在和《铁皮鼓》的导演合作创作电影剧本,能透露一下内容吗?

科尔姆·托宾:这个剧本已经写完了。主人公也是个作家,他来到纽约,他喜欢女人,各种各样的女人。他有个太太,但他还想要更多女人,每个他见到的女人,他都想占有。这是一个喜剧,其中又有严肃的部分。这是另外一个在异乡的故事。故事点在哪里?男主人公很迷人,他不断撒谎,但从来不吸取教训,很多男人都这样。

《文化广场》:《布鲁克林》影响了很多人,传闻这部作品即将搬上银幕,现在进度如何?你自己负责改写剧本吗?

科尔姆·托宾:剧本由英国作家尼克·霍恩比执笔,他曾为《成长教育》做编剧。我已经读过他改写的《布鲁克林》剧本,非常好。对小说家而言,让他自己去改写剧本,这是件很难的事情。因为我会把所有东西都囊括进去,没办法大刀阔斧砍掉很多枝节。这部电影的女主角会是《龙纹身的女孩》的女主角,我希望明年可以开拍。


责任编辑:罗雨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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