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年年末，我翻译《月亮与六便士》，剩百分之二十的时候陷入困境，不知道原因，每天坐在电脑前七八个小时，到深夜，译出不足一千字，没胃口，失眠；这本书在我心中，不属于上品，是应朋友之邀翻译，读懂不难，译出来也不难，但译出毛姆的气质和韵味很难，挣扎了一年，终于在一天晚上，遇到两大段景物描写时，脑子断了电，觉得心力不济。巧合的是，那天晚上，刚出院不久的母亲给我削了个苹果，送进我房间；母亲因为癌症被切除了整个胃，她举着苹果说：“明天我去爬山，不远，你和我一起去吧，当日来回，全程免费，我没口福了，只能饱饱眼福。”第二天，费尽力气爬到烟雾迷蒙的山顶，爬山时的后悔都消失不见了，我站在狭窄的小路上，眼前的世界被直直劈开，一半是石头的灰色，一半是天的白色。突然，我有种不知道从哪里来的感觉，我觉得我脚下的山，是傅惟慈先生、是李文俊先生、是杨绛先生，那块巨大的石头是傅先生译的《月亮与六便士》、是李先生译的《喧哗与骚动》，是杨先生译的《堂吉诃德》，而那片白色就是我脑中的空白，犹待被填满的空白。回到家后，我身体疲惫，但精神兴奋，那天晚上，我译出了迄今为止我最满意的段落，它关于景物，算不上最精彩的描写，但我认为我的译文将诗意和通俗性和毛姆的气质完美地融合在一起，一小时内译完，一字不多、一字不少，如有神助：

　　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自打我离开惠灵顿，日子似乎就过得尤为奇特。惠灵顿整洁有序，颇具英伦风情，让人联想起大不列颠南岸的港市。之后三天，海路颠簸，风浪恣睢，满天的乌云相竞相逐；三天之后，狂风止息，海面沉静，一片蔚蓝无垠。相较其他海域，太平洋更显荒凉、浩渺，置身其中，即便是最稀松平常的旅途也会染上些许冒险的意韵；空气如仙灵之息，于呼吸间沁入肺腑，叫人抖擞振奋、直面不可预知的旅程。朦胧中，人们唯独明了自己正驶往塔希提，可那片金光闪闪的奇幻之境却被这苍茫海天深深掩藏，不曾有一阵风、一片云泄露过乐土将近的讯息。此后，与塔希提互成姊妹两屿的莫里阿岛不可思议地从茫茫汪洋中陡然升起、闯入视野，只见其重岩叠嶂，凛然壮美，浑似魔棒一挥、飘然眼前的幻景一幕，那参差嶙峋的轮廓使其乍看之下俨然太平洋上的蒙瑟拉特[ 蒙瑟拉特岛（Montserrat），英国西印度群岛中的一座火山岛。]——如此景象，让人不禁浮想联翩：岛上的波利尼西亚武士正举行奇特的仪式，以保卫那不许世俗亵渎、不容凡人知晓的神秘。当距离渐减，峻秀的峰峦形愈真切，莫里阿之美近乎完全显现，可当船只从旁驶过，你却发现它仍然心扉深锁，一副森然拒守、御人于外的架势，似要卷揽巨石，匿身于世人无法接近的阴沉之中。丝毫不会令人惊奇的是：若有谁靠近了莫里阿，欲在珊瑚礁中寻觅入口，它便会倏然消失于视野中，映入眼帘的唯有笼罩着太平洋淼淼碧波的一片孤寂。

　　塔希提则是座地势高拔、翠意盎然的岛屿。远远望去，道道深褶透着暗绿的色调，叫人联想起条条寂静的峡谷；幽幽深处弥漫着神秘的气息，里头细涓潺潺、冷光潋潋，仿佛在那郁郁浓荫的怀抱中，生命自泰初以来便一直依照着远古的习性不断生息，未曾更易。即便在塔希提，也存在着某种凄惘而可骇的意味——不过，这等印象就像浮光掠影一般转瞬即逝，而且只会让人愈发敏锐地感受到“此时此刻”的美妙。那一丝凄惘，就如人前打诨的小丑在博得了满堂捧腹后眼神中闪过的一缕悲伤；小丑上扬唇角，微笑，然后更卖力地说笑，因为在这朗朗笑声中，他内心的孤独也变得愈发难以忍受。塔希提微笑着，如此友善，仿佛一位可爱的妇人，那么优雅，毫不遮掩地展示着她靓丽的容颜与绰约的风姿。船只泊入帕皮提港时，那种心灵被抚慰的感觉胜却了人间无数。泊在码头的艘艘帆船整齐而干净，依海湾坐落的小镇洁白而典雅，火红的凤凰木在湛蓝的天空下炫耀着张扬的色彩，好似一声激昂的呼喊。那夺目的绚烂中洋溢着滚滚情欲，几乎“不知廉耻”地沸腾着，令人瞠目结舌。轮船靠岸时，蜂拥而至的人群兴高采烈、彬彬有礼，阵阵喧哗涌起，声声欢笑传来，人人都挥舞着臂膀。放眼望去，一片棕色面孔的海洋仿佛一抹醒目的色彩，流动于蓝天碧焰之中。卸行李也好，入境检查也好，凡事都伴随着熙攘与喧闹，每个人都冲你微笑。烈日炎炎，色彩炫目。

　　去年年末，我译福克纳的短篇小说《山间的胜利》，主人公饱受战争的创伤，目光中失去了光泽。对此，福克纳在文中写道：“那双眼睛就像死人的眼睛，虽然有视觉，有sight，但已经没有了想象中的景象，没有了梦景，没有了vision。”原句相当复杂，我窃而参考了众多名家的译本，不是拗口的直译，就是扭曲过度的意译。我在这里卡住了十多天，每天上厕所都在想怎么译，后来忍不住在朋友圈上抱怨，开玩笑地说：“一句话卡十天，文学翻译真不是人干的。”不料这条信息发得太过随手，忘了屏蔽家人，被我那不懂外语、不懂翻译，却视我的写作与翻译为第二个儿子的父亲看见了，他匆忙打电话给我，有点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你啊，翻译要慢慢来，不要急，总有办法的。”后来，可能还是担心我放弃，他又在我朋友圈里回复了一条，说：“文字这个东西，有时候就是需要你用想象去填补空白，如同聪明乌鸦嘴里含着小石头放进一个喝不到水的瓶子里，让瓶子里的水位提升，然后使自己解渴一样。”然后，我放下手机，点起一根烟，把书翻到卡住的那句话，那句话就在烟雾中，脱离纸面，飘浮到空中，变成了一串模糊的、密码一样的文字，悬在我的眼睛与原文之间，不知不觉地，有一种力量，好像父亲和福克纳站在我的身后，父亲抬起我的左手，福克纳抬起我的右手，我打开电脑，敲下几十个字，又突然回过神来，猛地回过头，除了家里的猫在熟睡，什么都没有，那么安静，再回头看电脑屏幕，上面用小五号宋体字写着一句话：

　　那双眼睛仿佛死人的眼睛，目虽可见，心已无象。

　　这两个例子看起来落了俗套，也好像不能逻辑性地说明任何问题。在陪母亲爬山、在山上看到的景象和翻译毛姆的小说之间，在朋友圈发牢骚、父亲的电话与回复和翻译福克纳的小说之间，好像没有任何直接的关系，只有一种莫名其妙的“跳跃”。很有可能，只是去爬了爬山，散了散心，换了个心情，就来了灵感；很有可能，只是亲人的鼓励使我获得了力量，激发了潜能，帮助我迈过了一道小小的坎。很普通，人人都有这样的经历。但我认为，正这样的“跳跃”，和这样的“经历”，使得我的翻译成为了“有效的”翻译。在那一刻，是我，站在了山顶，因为陪我的母亲而爬到了山顶，看到了震撼的景色，也是我，发了牢骚，让我的父亲紧张，得到父亲的教导；大胆地说，全世界，直到永远，都不会再有一模一样的事情发生了，不会再有一个人在译这同一段话、同一句话的时候看到相同的景色、听到相同的教导。确实，人工智能，假如发展到极致，就和普通人一模一样却比普通人高效好几亿倍，它会哭会笑会发牢骚，会学习会写作会翻译，能译出精美的、无限接近“信达雅”的句子，可那又怎么样呢？它没有办法经历我所经历的，它无法复制在看到那片景色时我体内的变化，它无法拥有一个生我养我、被切掉了胃、拿着苹果走进房间要我陪她去爬山的母亲，它听不到“乌鸦”的例子；可这些经历改变了我，哪怕是极微小的改变：为什么我的脑海中会浮现出“目虽可见，心已无象”这样的译文？我的思维经过了怎样的跳跃，才会落在这些文字之上？我无法解释，但我知道，它们都是有原因的，我也相信，其中一个原因，无疑来自于这些个人的体验。换句话讲，如果同一本书的两个译本，一本的封面上写着“翻译之王·人工智能编号多少多少译”，一本的封面上写着“青年翻译家·张三译”，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

　　由个人的体验支撑的翻译，就是有效的翻译，因为它是一种个人的诠释。一个译者的生活，影响了他对源文本的感受，甚至决定了哪些词语、哪些句子会在他落笔翻译之时浮现在他的脑海，用最通俗的话讲：“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我们始终在评判一部译作与原作之间的接近程度，而不考虑一个译者和原作者在生活经历上的巨大差异。我们关注个体的译本，却忽略了个人。

　　个人的翻译，它不需要在意世人的评价与标准，如果你喜欢文言文，为什么不能用文言文翻译现代小说？文言文难道不是中文吗？我曾经给一个出版社翻译奥斯丁的小说《爱玛》，里面有一句话，写和爱玛最要好的家庭教师泰勒小姐嫁人了，爱玛就很悲伤，奥斯丁写道：“悲伤袭来，一抹温柔的悲伤，but not at all in the shape of disagreeable consciousness。 ”众多翻译家大致译成：“悲伤袭来，一抹温柔的悲伤，但它绝不是以一种令人不快的方式出现的。”我极不喜欢这样的翻译，于是冥思苦想，抽了好几包中华，想到一个译法，我译为：

　　悲伤袭来，一抹温柔的悲伤，却悲无不快、伤而不痛。

　　上交以后，这句话被编辑和校对者标了红，校对说：“没有这种说法，请使用符合现代汉语的语言。”编辑补充：“既要符合现代汉语，又不失奥斯丁的典雅哟（波浪符号）。”听后，我平静地拒绝了翻译这本书。一方面，我质疑他们的学养，质疑他们的水平，一方面，我理解他们可能考虑到要出版，要面向大众。可翻译难道只是为了出版吗？出版，就必须符合什么标准吗？如果你说你热爱翻译，不出版你就不译了吗？没人读，你就不译了吗？在我自己看来，我的译法，“悲无不快、伤而不痛”这八个字，是何其伟大的翻译。瞿秋白在《再论翻译》中说：“翻译——除出能够介绍原本的内容给中国读者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创造出新的中国的现代言语。中国的言语（文字）那么穷乏，甚至于日上用品都是无名氏的……这种情形之下，创造新的言语是非常重大的任务。”

　　个人的翻译也不需要超越谁谁，为什么一定要翻越傅雷先生这样的高山，而不是自己成为另一座山，哪怕是一座很矮的山呢？以世界之大，难道还容不下一座山吗？关于重译，许多学者轻轻松松地说：“你如果无法超越杨绛，就不要译《堂吉诃德》，你如果无法比傅雷译得更好，就不要译《约翰·克里斯朵夫》，某某的译本已经是权威了，你如果不能超过谁谁，就不要译什么什么。”我在我工作的高中开设翻译选修课，热爱文学的同学问我，老师，我想把《了不起的盖茨比》译出来，你看怎么样，我难道告诉他“你如果不能超过市面上的三十几个版本，就别译了”吗？傅雷在《翻译经验点滴》中写到了几条“翻译条件”，其中的一条，他说：“文学的对象既然以人为主，人生经验不丰富，就不能充分体会一部作品的妙处。而人情世故是没有具体知识可学的。所以我们除了专业修养，广泛涉猎以外，还得训练我们观察、感受、想象的能力；平时要深入生活，了解人，关心人，关心一切，才能亦步亦趋的跟在伟大的作家后面，把他的心曲诉说给读者听。……以上的翻译条件，是不是我都做到了？不，差得远呢！可是我不能因为能力薄弱而降低对自己的要求。”傅雷先生这辈子从未说过自己的作品是“权威”，他一生努力治学，仍觉得自己“差得远”，先生本人尚且如此谦虚，是谁给他戴上了“权威”的帽子，难道不可以比傅雷先生译得更好了吗，我们是应该鼓励人们尝试并且心存期待，还是应该直接明了地发出警告呢？要不要重译，鲁迅先生作出了回答，他的一篇文章，题目就叫《非有复译不可》，文中说：“记得中国先前，有过一种风气，遇见外国——大抵是日本——有一部书出版，想来当为中国人所要看的，便往往有人在报上登出广告来，说‘已在开译，请万物重译为幸’。他看的译书好像订婚，自己首先套上约婚戒指了，别人便莫作非分之想……他看得翻译好像结婚，有人译过了，第二个便不该再来碰一下，否则，就仿佛引诱了有妇之夫似的，他要来唠叨，当然罗，是维持风化。但在这唠叨里，他不也活活的画出了自己的猥琐的嘴脸了么？……即使先出的白话译本已很可观，但倘使后来的译者自己觉得可以译得更好，就不妨再来一遍，无须客气，更不必管那些无聊得唠叨。取旧译的长处，再加上自己的新心得，这才会成功一种近于完全的定本。但因语言跟着时代的变化，将来还可以有新的复译本的，七八次何足为奇，何况中国其实也并没有译过七八次的作品。如果已经有，中国的新闻一到也许不至于现在似的沉滞了。”这些摘录，也许有断章取义或者不合时宜之嫌，但大致可以说明一些问题。

　　在我看来，译者不必也不能惧怕错误，知错能改，便是进步，而错误，如果不是完全彻底地违背了原意，虽然或许应该修改得更好，但它有时候其实自有一种美感。我们在思考甚至批评的同时，应该心存宽容。钱钟书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中写道：“有人说，一本愈糟糕愈有趣：我们对照着原本，看翻译者如何异想天开，把胡乱猜测来填补理解上的空白，无中生有，指鹿为马，简直像一位”‘超现实主义’的诗人。……”因为语言本就是一种不可靠的东西，同一个概念，每一个人的理解都有所不同，不可以“多数人认为的正确”来否定另一种理解。在观看贾秀琰老师译制的电影《敦刻尔克》时，我注意到，主人公望着远去的家乡时，说了“HOME”一词，贾老师的翻译是“祖国”。这一译法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争论，也使贾老师受到了穷凶极恶的谩骂与攻击，作为贾老师的同学，如今（因为身板瘦弱，打不过别人）我无法披甲上阵帮助贾老师退敌，但我进行了思考，我必须诚实地说，如果换了我，我会把“home”译成“家乡”或者“家”，但同时我意识到，早在我坐在电影院的黑暗中，听到“home”一词，看到“祖国”二字的时候，我就感受到了那种由一个译者的无数生活经历决定的、那一瞬间的“跳跃”，它那么具有力量，那么与众不同，它或许错了，或许没错，但贾老师本人如果不愿意，她不需要作出任何改变，它就在那里，不多不少。用英语说：It is there as it is。

　　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写道：“世界是事实的总体，而不是事物的总体。”请允许我做些修改，来总结今天的发言：“翻译是译者的总体，而不是译本的总体。”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