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80年代“熊猫丛书”对外传播的失利到2012年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中国文学外译与传播也算拨云见日，但却一直存在一个尴尬的处境：受国外读者欢迎的中国小说往往不是国内学界推崇的。英国汉学家蓝诗玲指出：“中国当代文学在西方不仅少有人知，而且缺少文学价值，很难吸引读者，因此西方出版商和读者可以毫不顾虑地不予重视。”[1] 一些西方出版商、媒体、学者甚至认为中国当代文学是落后的，很多作品是“停止封闭的乡村、政治迫害或扭曲性爱的产物”[2]。事实上，目前在西方比较流行的不少中国当代小说含有政治批评或过多的色情、暴力描写，不利于中国的国际形象。另一方面的问题是目前汉语拥有的文学资本很少，国际认可度很低，汉语作品的译者数量少，在国际文学中心少为人知，且长期以来不引人注目[3]9。由于汉语在当前世界文学格局中仍是一门“边缘语言”，语言文学资本相对贫瘠的中国文学试图向欧美即世界文学场域中心靠拢，必然会经历中西方叙事模式的冲突与妥协。目前，国内学界从叙事学角度分析中国文学译介与接受的尚不多见。本文以王安忆的《长恨歌》及其英译为例，探析译者如何处理中西方小说不同叙事传统造成的冲突，从而提升中国文学在西方的接受度。

一、英语世界对《长恨歌》的评价与接受

　　王安忆是享誉海外的新时期重要作家。她在2011年入围“国际曼布克奖”1，2017年获第五届美国“纽曼华语文学奖”2。其小说代表作《长恨歌》初版于1995年，2000年获“茅盾文学奖”。现任哈佛大学教授的王德威把王安忆誉为“海派作家”张爱玲的“传人”[4]37，认为《长恨歌》是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作品之一[5]77。对中国当代小说持批判态度的德国汉学家顾彬（Wolfgang Kubin）甚至认为，《长恨歌》“可能是一九四九年之后写得最好的小说之一” [6]130。2008年，美国汉学家白睿文（Michael Berry）与美籍华裔学者陈毓贤（Susan Chan Egan）合作将《长恨歌》译成英文，其中，白睿文负责翻译第一、三部分，陈毓贤负责第二部分，最后由白睿文统稿[7]81。英文版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但总体上在英语国家的接受不尽如人意[8]。

王安忆与《长恨歌》

　　笔者通过各种渠道搜索正式发表的《长恨歌》英文书评，只发现10篇（见表1），其中4篇发表在《纽约时报》《卫报》《芝加哥论坛报》等高影响力媒体上，2篇发表在香港《南华早报》《季度对话》等影响力较低的媒体上，另2篇刊载在美国图书行业期刊上，最后2篇发表在美国学术期刊上。

　　这些英美书评人对《长恨歌》及其英译本可谓毁誉参半：卡里尔在《卫报》书评中将《长恨歌》与《包法利夫人》关联起来，认为《长恨歌》“由流言、冲突、爱和渴望组成，描绘了城市的灵魂”[11]；普洛斯在《纽约时报》书评中指出，“王安忆对女主人公王琦瑶的刻画细致入微，手法精妙，展现了她作为小说家的天赋。白睿文、陈毓贤的译文雅致，美中不足的是偶有不协调的美式英语词出现。……英译本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何王安忆是中文世界最受好评的作家之一”[9]；《今日世界文学》刊载的书评则发出了负面声音：“《长恨歌》的情节很简单，作者本来没有必要花费400多页的笔墨”[16]。此外，有两位评论人不很关注《长恨歌》的文学性，而是试图做出政治视角的解读：麦克可米克认为这部小说所叙述的“流言和主人公的宿命生活是对执政党隐蔽的批判”[14]；卡里尔则认为，“王安忆运用的讽刺手法以及对性爱的大胆探索是对一个专制国家的挑战”[11]。

　　了解内情的王德威指出，王安忆的《长恨歌》在美国市场反响平平，一个重要原因是“她的小说（美国）读者很难进入”[19]342。这促使我们思考：《长恨歌》在英语世界接受不佳，是否还与东西方小说叙事传统冲突有关？译者如何在中国叙事传统试图跻身于西方叙事中心的斗争中进行斡旋？本文运用英国学者蒙娜·贝克（Mona Baker）的“翻译与冲突”理论，聚焦于东西方小说叙事传统冲突，同时借用经典叙事理论中的两个重要概念即“隐含作者”和“预叙”，以《长恨歌》中颇具争议的第一章和作为故事实际开端的第二章为中心，尝试分析白睿文采取的叙事翻译策略。

二、叙事学理论与翻译研究

　　“隐含作者”（implied author）指“隐含在作品中的作者形象，它不以作者的真实存在或史料为依据，而是以文本为依托”[20]100。判断作品的隐含作者有助于对作品做出深层次解读，避免误读。现有文学批评往往同时关注隐含作者和真实作者，以便了解作品本身及其创作的社会语境。本文只研究翻译作品自身，故只取隐含作者的概念来分析译者在翻译时所作的处理。作品的叙事时间和真实时间常常存在偏差，作者通过对故事时间的处理以达到不同的效果，“提前或时间上的预叙（prolepses）”常用以描写“宿命情节”[21]67。

　　预叙是《长恨歌》的重要叙事手法之一，用于直接或间接说明主人公王琦瑶循环反复的命运和悲惨结局。一部作品的叙事风格与“文学性”相联系，而读者对叙事风格的认同也与作品的接受息息相关，因此译者往往对东西方叙事风格冲突做出某种处理，一般表现为依据目标读者的阅读习惯和审美意趣做出某种妥协。“从广义上讲，冲突指两方或更多方因为目标不一致、利益相冲突或价值观完全不同，均企图破坏对方”[22]2。翻译是斡旋于不同目标、利益或价值观的重要手段。汉语文化要进入英语世界，必然要应对不同目标、利益或价值观所造成的冲突。突出、保留或略去源语文本代表的叙事传统或模式则是译者参与权力斗争的主要手段。

　　近年来，一些国内学者将叙事学视角引入翻译研究中，采用较多的是热内特（G. Genette）的经典叙事学理论，例如，方凯瑞从叙事时间和语体入手分析翻译问题[23]，邵璐从叙述视角和叙述声音分析转叙现象及其翻译[24]。贝克基于社会学和交际理论提出的叙事理论对翻译研究有较强的解释力。该理论认为，“人们随时都有可能置身于各种有分歧的、交错的而又常常游移不定的叙事之中”[25]13，而翻译是冲突各方将自身行为合法化的重要手段。贝克通过大量的传统翻译文本和国际政治生活中的实例分析，深入探讨了翻译如何在跨越时间和文本的叙事中发挥作用[22]。

　　三、“隐含作者”与叙事冲突

　　《长恨歌》英译本的出版之路颇为坎坷。译稿杀青后，白睿文通过经纪人尝试联系了“二十来家美国的主流出版公司”，但不少出版商提出要删掉或重写第一章的内容，尊重原作的白睿文自然不同意。最后，白睿文的博士生导师王德威出面帮忙，设法筹集了一万美金出版赞助费，英译本终于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第一章得以完整保留[5]77-78。从叙事学角度看，《长恨歌》第一章描写上海的弄堂、流言、闺阁、鸽子和王琦瑶一类的上海女人，其目的是塑造一个“隐含作者”的形象。第一章虽非故事的开端，却是叙事的开端，对这部小说叙事的完整性有着不可置疑的作用。“隐含作者”是文本“隐含”的供读者推导的写作者的形象[20]75。我们可以推断，第一章的“隐含作者”是一位上海普通人家的女性。具体依据有：

　　其一，第一章出现不少吴语方言习语，是体现着上海特色的，但翻译时很难处理，有时丢失了地方特色，使英译本中的上海形象少了鲜活性，甚至还出现了因译者误读吴方言而造成的误译现象。例如，“这苦衷不是唐明皇对杨贵妃的那种，也不是楚霸王对虞姬的那种，它不是那种大起大落、可歌可泣、悲天恸地的苦衷，而是狗皮倒灶，牵丝攀藤，粒粒屑屑的”[26]11，句中“狗皮倒灶”为上海俚语，可理解为“上不了台面”，白睿文将其译作“base and lowly”[27]12，基本上还原了这个俚语的原意，但这一标准化译文失去了地方语言的美感。又如，“水泥铺的到底有些隔心隔肺，石卵路则手心手背都是肉的感觉”[26]6。“手心手背都是肉”源出越剧《碧玉簪》的经典唱词，指同时喜欢两种事物或两个人，难以割舍。句中“手心手背都是肉”与“隔心隔肺”（不很亲）构成对照，应是石卵路让人感觉很亲切的意思。白睿文将其译为“The cement alleys make you feel cut off, while cobblestone alleys give the sensation of a fleshy hand”[27]6。“a fleshy hand”指“肉嘟嘟的手”，与原意相去甚远，这应该是译者不懂吴方言造成的误译。

　　其二，第一章从一个上海普通人家女性的视角去看上海。原文中“隐含作者”看到的石窟门弄堂“带有一些深宅大院的遗传，有一副官邸的脸面”[26]4，而对弄堂房顶的老虎天窗是有相惜之情的。“它们在晨雾里有一种精致乖巧的模样”[26]4。《长恨歌》叙述的女性闺阁“通常做在偏厢房或是亭子间里”[26]12，相伴的是老虎天窗，眼里常见的是早出晚归的鸽子，她们是从城市上方看上海生活的。王琦瑶的故事通过流言传到“隐含作者”耳里，随后的故事叙述也偏于流言式，大多从第三者的角度展开，含有既同情又冷漠的笔触。

　　上海在原文第一章中是鲜活的，而英语读者读到的上海却可能是灰暗的，由于东西方叙事模式不同造成的冲突，他们也无法构画“上海普通人家的女性”这一隐含作者的形象，因此第一章在他们看来是冗长、无意义的。正由于此，多家美国出版商要求译者白睿文删掉或重写第一章书写的上海的弄堂、鸽子等相关内容。身为西方人的白睿文在阅读原作过程中自然也发现了这种叙事冲突，但也许因为他“切实感受过里弄、街巷之间的都市气息，积极认同和欣赏王安忆作品的语言手法和文学特质”[28]63，他才会坚持在译本中保留第一章，没有向出版商提出的删减要求做出妥协。从另一方面看，由于第一章在英文版中保留了下来，而东西方叙事模式的冲突会影响英译本读者对《长恨歌》的顺畅阅读，从而影响其在英美的接受。

四、重新分段及对预叙的处理

电视剧版少年王琦瑶与中年王绮瑶

　　白睿文自称，《长恨歌》英译本不管从内容还是形式看都相当接近原文[29]，还指出他在翻译时对目标语言文化“尽量不做太大的妥协。否则我觉得就失去了原作的精神，但有时候因为两种语言差异太大，不得已会做些修改、删节，有时候这也是必要的”[30]49。我们发现白睿文对原文做出的较大变动之一表现在较大幅度的重新分段上。

　　笔者扫描了《长恨歌》第一、二章的中英文版本（中文的是作家出版社1995年版，英文的是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然后置于Word文档中统计段落数（“字数统计”工具栏直接显示），发现中文版有73个段落，而英文版有220个段落。其中最明显的是引述造成的分段现象。在英文中，“对话中不同人物的引述必须分成单独的段落”，而中文往往是按情节分段的，“引述只要属于同一情节，便可以和叙述性文字融合在同一段落中”[31]78。这可归入属于不同语系的汉语和英语所造成的一种“强制性转移”（obligatory shift）[32]57。但原文引述全文引号，对话是附于情节的，是从局外人的角度看王琦瑶的故事的，而译文将其分门别类，有了直接式、间接式、叙述式的区分[21]，造成了读者与译文的距离变化。

　　《长恨歌》讲述了上海女人王琦瑶一生的爱恨情仇，交织着上海20世纪40年代到90年代的政治事件。王琦瑶的故事是一个循环[12]。她的人生是被预演好的，是一个有着光鲜的表面却生活在残破弄堂里的普通上海美人注定遭遇的。故事开头，少女王琦瑶在片厂见到的灯光下死去的女人是老年的王琦瑶；她少年时期的朋友蒋丽莉是后来不欢而散的旧时好友吴佩珍的替身；身为王琦瑶女儿的同学又是她的忘年交的陈永红是王琦瑶的翻版。时尚也是往复的，旧衣服又成了新时尚。原文预叙的手法也就变得尤为重要，时间成了原文的一个重要标志，分段也常是摒弃了惯常的以情节分段[31]78，而是以时间为分段的依据。如第一部第二章第9节“沪上淑媛”在描述王琦瑶参加蒋丽莉的生日聚会时，原文多以时间开头。这里的叙述是娓娓道来的，上海的晚会是一天天重复的。作者以时间分段，一是强调了王琦瑶的四十年，二是隐藏着宿命的特征。然而，译者却改变了原文的分段特点：《长恨歌》英译本的分段是碎片式的[33]，这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原文的宿命情节，并使作品产生一种后现代艺术感[34]，即以电影式的片段镜头叙述场景。作为示例，下表列出“沪上淑媛”一节[26]39-48及其对应英译本“A Proper Young Lady of Shanghai”[27]48-53部分段首句的对比情况。

　　表2中，原文本有5个段落，其中4段按时间分段，1段按人物活动分段，而英译本则分为19个段落，包括：引述造成的分段有8个段落，按时间分段的5段，按人物活动分段的4段，按场景变化分段的2段。上表还显示，对原文进行重新分段是白睿文在翻译时做出的妥协，其中最明显的是引述（8/19）造成的段落增多现象，这是因为英语中引述部分必须自成一段，而汉语引述部分融合于叙述性文字中。另外，译者将原作以时间分段为主（4/5）的分段方式改为以场景变化分段（2/19）、以人物活动分段（4/19）和按时间分段（5/19）并存的分段方式，这样做的结果是英译本叙事除了以时间为序这一原文的标志性特征，分段同时围绕人物活动及场景的变化，呈现出电影蒙太奇式的视觉感受，定位王琦瑶所处的不同场景：来到蒋丽莉的生日聚会（第13段）；在蒋丽莉的房间（第14段）；在楼下客厅（第15、25、26段）；在学校（第28段）。译者对原文进行大幅度重新分段，一方面加强了作品的故事性，却削弱了主人公的宿命性，另一方面便于译文读者阅读。白睿文在原文的时间分段中加入了按人物活动和场景变化的分段，弱化了原文的时间性，而原文中时间性与宿命性相连，东西方宿命情节叙事冲突使译者对以时间为中心的预叙手法的处理显得尤为重要。

　　除了分段，译者还对预叙手法做了适当处理，这也能达到弱化宿命情节的效果，从而缓解叙事冲突对阅读的负面影响。《长恨歌》不厌其烦地讲述了一个市井女人平凡的一生，从做菜烧饭到摆弄服饰，王琦瑶似乎不断地落入预演好的人生中。在这样一个以宿命为特征的故事中，预叙成了一个重要的叙事手法。《长恨歌》对客观事物的描写也带有宿命式的悲剧感，反映的不是人物现时的心境。在小说开头，王琦瑶正处于少年时期，一切都欣欣向荣，但小说的叙事语言已经带有悲观色彩，向读者预示一切繁华终将凋零。例如，王琦瑶在参加蒋丽莉生日聚会时在客厅见到的热闹场景：

　　客厅里闹哄哄的，围着一对青年向他们要喜糖吃，生日蛋糕已切得七零八落，残骸似的躺在枝形吊灯下面，奶油像是脏了，邋遢兮兮的。咖啡杯也是东一个西一个，留着残渣。晚会是要结束的样子，正在最后的高潮里，都有些失态似的[26]45。

　　Back inside, the parlor presented a boisterous scene, as a group of kids surrounded a young couple, grabbing for the sweets they were distributing. What remained of the birthday cake lay under the branchlike lamp in scattered pieces like a dismembered carcass, the whipped filling strewn over the platter. Half-empty coffee cups littered the room. The party was coming to a close; as the evening approached its climax, everyone seemed to be forgetting their manners[27]51.

　　原文中运用的负面字眼如“七零八落”“残骸似的”“邋遢兮兮的”“东一个西一个的”“留着残渣”都预告了眼前的繁华终将散去，预示了王琦瑶人生的支离破碎及其悲惨结局。但这与人物当时的心境是不符的，因为从王琦瑶后来频繁地参加晚会来看，她对晚会是喜欢的。我们推测，白睿文发现了在原文中存在的这种叙事冲突，因而在翻译时有意弱化了预叙的手法，主要体现在对“邋遢兮兮的”“留着残渣”选择了不译。这一策略选择牢牢抓住了作品的故事性，对客观事物的描写却很难从人物视角出发，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弱叙事者的“画外音”，对预示结局的语言进行了弱化处理。热内特指出，预叙在西方小说叙事传统中并不多见，因为预叙很难制造叙事悬念，也难以适应传统的虚构故事结构[21]38。预叙会引起叙事冲突，而译者对这种叙事冲突的弱化处理有助于提升西方读者阅读中国当代文学的兴味。

五、结 语

　　《长恨歌》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中国小说传统中的“历史—家族”叙事模式，其叙事对象成了“城市—女性”。而城市文学在海外是占有一定市场的，这有利于《长恨歌》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与接受。上海这座城市与小说第一章描述的城市意象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白睿文对此有着独特的敏感性和偏爱，因而在翻译时执意保留了颇有争议的第一章，但有时他没有办法完全还原“隐含作者”的信息，译文因而失去了一定的美感和文学性。同时，因中西方小说叙事传统不同，一般的西方读者很难感受或欣赏《长恨歌》的宿命式叙事，这就造成了一种叙事冲突。白睿文对小说的某些冲突部分做出了一定的调整，用碎片式分段替代了原作的情节式分段，并对影响译文接受的预叙进行了局部少译或不译，从而弱化了小说中屈从于命运的女性形象，有利于西方读者对这部作品的认同。另一方面，白睿文在英译本中尽量保留了原作叙事的完整性和叙事特征，进入英语世界的《长恨歌》有望不再被视为政治批评的读物或社会学文献，从而彰显了这部小说的文学性。

　　注释

　　1 参见 ：

　　http：//themanbookerprize.com/resources/media/pressreleases/2011/03/30/2011-man-booker-international-prize-finalists-announced。

　　2参见：

　　http://u.osu.edu/mclc/2016/09/23/wang-anyi-wins-2017-newman-prize/#more-16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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