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读与悟读:《文心雕龙》书名英译研究

2018-10-26 消息来源:国际汉学研究与数据库建设     原作者:戴文静

640.webp.jpg


  戴文静(1983-),女,博士,江苏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从事古代文论外译及中外文论比较研究,美国德克萨斯大学达拉斯分校访问学者。

  电子邮箱: daivane@qq.com


  摘要:本文在文学阐释学理论的基础上,以中西现代译者间“见异求同”的阐释与对话为推手,系统梳理各类《文心雕龙》书名的英文表达,通过拨析美国译者和华裔译者的误读与悟读现象,探赜他者误读与悟读张力背后深层的历史语境和文化诗学的入思之路。研究发现美国译者的社会性更强,他们更愿选择归化的翻译方式,更看中语言的修辞作用,而华裔译者总体在语言和结构的把握上相对更为精准,更看重译语的美学表达。在此研究基础上,提出中西现代译者间“见异求同”的阐释与对话是消解中国传统文论英译误读,从而走向悟读的正确途径。

  Abstract: It systematicallyexplores various English expressions of Wenxindiaolongbased on the theory of literary hermeneutics. It takes the interpretation anddialogues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modern translators with the mode ofseeking common as the driving force. It further taps the thinking ways underthe historical context and the cultural poetics by means of analyzing thetension beneath the misreading and epiphanic reading between American andChinese translators. It has found that American translators who are more social-orientedprefer to employ the domestication in translation and pay more attention on therhetorical effects of language, while the Chinese translators focus on theaccuracy of language, structure and aesthetic expressions. On the basis of thisstudy, it advocates interpretation and dialogues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modern translators with the mode of seeking common are the right method that leadsto dispel misreading and approach to epiphanic reading.


  关键词:《文心雕龙》;文论;英译;阐释

  Key Words:Wenxin diaolong;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Englishtranslation; interpretation


引 言


  刘勰曾在《文心雕龙》中论文学批评之难,他在《知音》篇中提到“文情难鉴,谁曰易分”(周振甫,2013:437)。乐黛云(1995:110)认为误读就是按照自身的文化传统、思维方式、自己所熟悉的一切去解读另一种文化。一般说来,人们只能按照自己的思维模式去认识这个世界,他原有的“视域”决定了他的“不见”和“洞见”,决定了他对另一种文化如何选择、如何切割,然后又决定了他如何对其认知和解释。通过对《文心雕龙》书名的英译考察,不仅可助于我们进一步从他者视角和现代语境还原原著的历史语义、拓延其阐释空间,还能洞察每位读者/译者/阐释者期待视野的方式,从中启悟翻译策略背后的历史语境和文化诗学,达到消解误读走向悟读的目标。


一、《文心雕龙》书名英译总述


  文学翻译肩负中国文化走出去“先行者”的责任,它不同于一般的实用性翻译。文学作品往往以耐读、含义丰富为上,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对其翻译提出了挑战。谢天振(2014:136)说:“越是优秀的文学作品,它的审美信息越是丰富,译者对它的理解和传达也就越难以穷尽”。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如果要说到集大成而且有体系的作品,则自当推刘勰之文心雕龙》为一大巨著作。(叶嘉莹 1997:114)对它的翻译更是难上加难,因为对译者的要求不仅要跨越古今言语障碍,更要跨越中西语言和文化的鸿沟。如何跨越鸿沟,填平障碍?此问题的研究对于改变时下中国文论走出去的逆境态势具有重要意义。纵观国内文心雕龙英译研究现状,笔者查看了知网自1988年到2015年间的《文心雕龙》英译研究的学术关注度,发现大规模的英译研究集中出现在21世纪之后。在这27年间,主要有两次学术关注高峰点,即2008年和2013年,这两个时间节点分别是北京举办第29届奥运会和文心雕龙学会成立三十周年,在此时代潮流的推动下,《文心雕龙》外译的研究成果越来越多。如能系统地对其关键文论术语的翻译进行廓清和再阐释,不仅能通过他者视角更好地理解、拓展甚至加深“本我”的当下意义,还能通过翻译的轨迹,从各种文化交流和文学传递所产生的误读中复原文化事实。

  为了使问题更加具体化和有针对性,本文选取《文心雕龙》的书名英译作为研究对象,因为书名可谓统领全书的“眼睛”,枝叶之根,波澜之源,所以准确理解其涵义实属必要。笔者搜集了自1959年,施友忠首个英译本问世以来,各类中外学者所做的《文心雕龙》书名的英文翻译,共计15种,呈现如下:


640.webp (1).jpg

640.webp (2).jpg

表1:中外学者《文心雕龙》书名英译统计表


  就翻译策略层面考察,以上译本主要采取直译、意译、释译、音译这四种手段。本文归类统计如下:


640.webp (3).jpg

表2:中外学者《文心雕龙》书名英译策略汇总表


  宇文所安(2003:313)认为《文心雕龙》一词的英译大体不出两类:一类是直译,如施友忠的翻译;一类是英文中的抽象词另立一个标题,如海陶纬的翻译。事实上,经过分析,我们发现其类别数远大于此。

  从上表可见,大部分译者采取的是意译法。如果把直译和音译视为异化翻译,意译和释译视为归化翻译。那么很显然,译者中采用归化翻译策略的居多,占到了总数的2/3,且几乎囊括了所有的美国译者。总体而言,美国译者更倾向于考虑译本的可接受度,采用归化的方式浅化这部精深的中国文论巨著。王宏印(2010:190-191)认为在散文特色甚至是骈文形式的文体,如《文心雕龙》中,需要尽可能地保持译文意义的朴实。在文论作为文学的“元语言”的意义上,其翻译应当追求理论的普遍有效性,如同《文心雕龙》的作者所曾追求过的那样。从学理角度来看,美国译者采取归化的策略是受内外诸多因素所致。外部因素,如Evan Zohar 的多元系统理论指出: 如果翻译文学处于一个次要地位,以这一多元系统为目标系统的译者就会采取归化式的翻译方法。文化逆差的情况下,中国文学在西方始终处于边缘地位,在这样的环境下,中国文论的翻译自然也应归化以顺应西方读者的期待视野。

  此外,从现实考虑,我们还远没到异化翻译可以让人家接受的程度。但归根到底,如韦努蒂所指出的,西方读者大抵已被惯坏,早已习惯阅读归化式的翻译,动辄便抵制和阻抗异化翻译(孙艺风,2012:17)。内在因素,就《文心雕龙》书名的翻译问题,因含义难明,学界一直聚讼纷纭,古汉语的诗性言说方式及隐喻的模糊蕴藉特性为译者的阐释留存了开放空间。中西语言分属两大不同文化板块,文化源流差异又极其明显。将原语文本向目标语文本转码时,从思维习惯到言语的表达方式都必然渗透着译者的文化模因。从人的研究角度看,偏向目标语读者的归化过程就是译者社会性增强的过程,这符合译者行为批评理论中所描述的一般行为原则(周领顺, 2016:106)。从语言及结构层面仔细分析《文心雕龙》书名的各类英译,其间发现不乏各种误读与悟读。


640.webp (4).jpg


二、语言层面的误读与悟读


  就语言层面考察,语言一方面具有极大的表现力,能将不在场的事物召唤到当下,但与此同时,也存在言不尽意的缺陷,即对意义的丰富性形成遮蔽或切割。《章句》“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篇之彪炳,章无疵也;章之明靡,句无玷也;句之清英,字不妄也;振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矣。”(周振甫,2013:437)这里刘勰强调写作时选词用句要恰到好处。翻译如同写作,翻译上的“字不妄”,就是要求译者对原文每个词的词义都译得恰如其份。该书名由“文心”和“雕龙”两部分构成,刘勰在《序志》篇的起首之处就已开宗明义地对“文心”和“雕龙” 分别进行了解说:“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 “古来文章,以雕缛成体,岂取驺奭之群言雕龙也”。根据刘勰的解释,“文心”即为文之用心;“雕龙”即文学雕琢。“文”、“心”连用,能唤起人们对文学创作神秘之感的联想。“文”并非“心”的外在关联,而是内在之“心” 的外在必然显现。这里“文心”这个复合词还体现了刘勰的本体认识论,即书中的一条隐线:心(情/意/思)-象-言(文)。正如刘勰所说:“夫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周振甫,2013:10)。” “文心”这种言与情的汇合直接地体现了宇宙道德秩序的合一,即天人合一的思想(李惠仪,2001:224)。“heart”一词的语义侧重解剖学上的生理器官,非产生思想的地方,而“mind”则主要指人脑的思维活动。就这点而言,康达维、张台萍选用“heart”,显然不能表达出认识和审美主体“心”的特质。“Genesis”一词有圣经创世纪的意思,吉布斯译成“文学发生论和艺术技巧”,这一完全归化的翻译有悖刘勰的原意。

  《文心雕龙》体大虑周,不仅论述了形而上的文学发生论和技巧论,还涉及了文学的表现论、审美论、实用论等理论。同理,黄兆杰的翻译“文学设计”,也未能表全刘勰的本意。细看上表,美国译者和华裔译者的分歧主要体现在对“雕龙”一词的理解及“雕龙”与“文心” 的关系上。宇文所安(2003:185)认为刘勰在《序志》篇谨慎地把“雕龙”与过去那个带贬义色彩的“雕虫”区分开来。将原来带有贬义色彩的“雕虫”转换为褒义色彩。刘勰通过宇宙和文化结构相联系,竭力将“雕龙”与“雕虫”仅仅强调技巧的贬义内涵区别开来。通过书名,刘勰欲向读者暗示书中有关文学本源及本质的探讨(蔡宗齐,2001:3)。根据李庆甲(1989:103)的释义,“文心雕龙”四个字的含义是:用雕镂龙文那样精细的功夫去分析文章写作的用心。由此可见,陈世骧采用“Anatomy”一词,该词有解剖、解析之意,西方读者一看便知全书的主旨是文学解析,虽译出了文中刘勰周详系统地探析文论之义,但“雕龙”的典故和“文心”的隐喻原型尽失。杨宪益夫妇译成“在文之核心处雕龙”,可见他们的理解是侧重于文论的核心思想,这从他们选译的五篇译文可知,但从语义角度考察,这样的翻译有失偏颇,因为“文心”是“文之用心”而非“文之核心”之义。倪豪士译成了“用文之心雕刻龙”,“文心”成了辅助“雕龙”的手段,语义重心倾向于“雕龙”。这显然与刘勰“匡讹纠滥”的建言目的及“文质并重、丽而不淫”的文学主张不符。吉布斯将之译为“文学发生论和艺术技巧”,文心雕龙的原始形象在这一过度归化的标题中付之阙如。杨国斌的译文虽也是直译,但和施友忠不同的是,他将雕龙前置,译成雕龙和文心,这和他侧重译出原文的文学价值的初衷有关,他认为标题可解释为:用雕饰的语言来表达人心与思想。威克斯特和刘若愚选用了“Elaborations”一词,译者竭力要表现“雕龙”的双重意义:一是精美,二是详论,这样的翻译又为作品意义的多元化阐释提供了可资参考的素材。

  相比之下,康达维、张台萍选用了只体现修辞之意的“Embellishments”,与中国一向侧重“文附于质”的文学传统不同,西方受结构主义及解构主义文论影响,更注重语言的修辞作用。这里译者显然因过多地考虑西方受众的接受效度而忽视了原文的意旨。宇文所安(2003:185)为避免给读者的理解造成严重障碍,译本的标题最终采用了音译。他和日本学者兴膳宏都认为应保持原名,采取“不译之译”。

  从语言层面总体而言,宇文所安舍弃了大量前见,不受宏大叙述的束缚,这样的翻译策略可使译入语容纳更多新的语言和文化因子,给诗学阐释留存更大的新知空间,从而体现翻译强大的文化建构功能。我们要在现代汉语语境中选择那些与古代汉语相通的词语有效进入古代意识。然后沿语词之路返回古代意识,也可沿语词之路沟通现代人对古代意识的理解,还可名正言顺地展开中国文论特有的广阔空间(余虹,1999:65)。


三、结构层面的误读与悟读


  从该书名的结构层面来看,目前学界对“文心雕龙”四字的语言结构的分析共有四种争议:一是主从结构、二是偏正结构;三是主谓结构;四是并列结构。从表一可清晰地看到这点,其中分别有两位译者采用主谓结构、四位译者采用偏正结构和主从结构、五位译者采用并列结构。采用“不译之译”的宇文所安(2003:189)曾说明采用此译法的原委:该标题可以被读作一个主谓结构,“文心”是主语,“雕龙”是谓语;或者稍微变换一下,该标题也可以理解为一个并列结构,例如施友忠的翻译:文心和雕龙。宇文所安(2006:111)认为该标题的两个部分暗含某种张力,后一部分即“雕龙”存在问题更多,刘勰在书中时而攻击,时而维护。这里宇文所安认为刘勰的前后话语矛盾是受其骈文修辞的话语机器所致,他认为这种话语机器相当容易地产生错误的陈述,或与人们普遍接受的意见相抵牾的陈述。

  事实上,这是刘勰的“擘肌分理,惟务折衷”的思想态度和他的“大文学”观所决定的。六朝美学主潮从士人情怀的重“神”向宫廷趣味的崇“丽”演变。文学创作上,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诗赋欲丽”、陆机在《文赋》中倡言“诗缘情而绮靡”。受此影响,形式主义文风发展到刘勰所处的齐梁时代,已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齐梁文坛,为文造情,从质及讹,弥近弥淡。在此背景下,刘勰借还宗经诰,以经书的质朴淳厚与时文的奢靡淫丽分庭抗礼(吴家荣,1987:39),他主张“衔华佩实”的创作文风,并从纯文学与杂文学的整体把握中钩沉出文学创作的基本规律。刘勰在撰述时,是分别从“构思”与“美文”这两方面着手探讨的,这是魏晋南北朝文人探讨文学问题时共同的做法(周勋初,2008:22)。

  《文心雕龙》之名,正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特点。施友忠作为《文心雕龙》的首位英译者,他运用现代思维方式,从“构思”和“美文”两方面考察,采取直译对号入座的方式,将其译成“文学之心与龙的雕刻”,但是古今取名的思维方式大异其趣,中国古代著作的提名一般采取动词加宾语或者名词加名词的形式,其中第一个名词说明主题,第二个名词描述述的性质,如“文赋”(刘若愚,2006:29)。全书围绕“文”字展开,“文心”可谓全文文眼,居于中心位置。“雕龙”只是作为调控情感(文心)的表达形式。书名中提出这样的命题:“文心”乃自然和人为融合成的永恒的秩序,坚守文心的这种原本秩序,反对潜在、偶或明显、甚至过度的雕龙所带来的危害(李惠仪,2001:225)。可见“文心”是本书的主题,“雕龙”是它的性质,用“雕龙”修饰“文心”,与刘勰的本意“用雕镂龙文那样精细的功夫去分析文章写作的用心”义合。事实上,“文心”和“雕龙”的关联紧密,并非松散的并列关系,只是由于骈文行文的局限,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未能将两者的关系清晰地表达出来。结合原文,这里取主从结构较为妥当。总体而言,华人译者总体理解地相对准确,如刘若愚、余宝琳、叶洋、杨宪益、戴乃迭译本都采用了主从结构,精准地把握了作者的原意,实属悟读。而受西方发达的修辞学传统的影响,美国译者则将重点放在了雕龙上,大多误读成了主谓、偏正和并列结构。然而从另一角度来看,这种误读又是文化间理解的充分必要条件,正是由于他们的误读,才在作为自我的习者和作为他者的疏者之间打开了对话的大门,因为在文化领域,所有对他者的误解都是对自我的理解的必要推论(瓦尔特.F.法伊特 1999:97)。


四、结语


  译者以译不可名之文、传可达之意为使命,为我们在古今、中西不同语境中打开了一扇门、架设了一座桥。译者不仅在两种语际间进行解码、转换、传递原文各种变量信息,还根据自己的现实经历发掘原文中深层语义和现代意义。这其间既有各类误读,也不乏颇有洞见的悟读。“弥缝莫见其细”,本文将中国传统文论中富有生命力的思想加以整理和翻译,对其中具有现代意义的普世性文学理论进行阐释。通过对译本的不断修正,以期重铸现代文论话语体系,使西方读者逐步熟悉并深入中国文论的堂奥,达到对中国文论思想的彻悟(戴文静 2017:33)。

  本文对《文心雕龙》各书名的英译表达展开细读分析,透过对《文心雕龙》书名英译的阐释,深挖语言及结构背后的深层含义。在中西博大精深的文化与诗学的映照下,我们发现美国译者和华裔译者对同一文本有着不同的解读路向:因文化强势的惯性使然,美国译者主要考虑译本在异域的可接受性,因此,相对于华裔译者而言,他们更倾向于采取归化的翻译方式减少受众的认知障碍,以提高传播和接受的效度;此外,受西方结构主义及解构主义文论的影响,他们在翻译时更注重语言的修辞作用。综上分析,虽然他们对书名的语义及结构分析方面还存在一定的误读,然而这些误读实际上是主体对于对象的有目的选择,是以“他者”的存有来补充“自我”的匮乏,是借助一个未必可靠的镜像来肯定和确立自身。从另一视角而观,正是这些误读加深了中西文论间理解与对话的可能。只有“见异”才能“求同”,中国文论的海外译介还需更多的悟读与正解。以中西现代译者间“见异求同”的阐释与对话为推手,消解不合理的误读,走向合理的悟读,从而照亮中国文论现代转换之路,才能使全球化语境下中国文论的译介之路更加通达。


责任编辑:霍娟

最新要闻

  • 'CHN-MGL Joint Book Fair' celebrating two countries' relations

    A series of activities to commemorate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Mongolia officially opened in Ulaanbaatar, the capital of Mongolia, on September 10, 2019.

  • “中蒙汉学与文化交流论坛”暨《蒙古汉学与文化发展报告》发布会在蒙古国家图书馆圆满举行

    2019年是中国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也是中蒙建交70周年,70年里,两国交流合作在政治、经济、人文等各个领域取得了巨大发展,中蒙汉学发展和文化交流也在曲折中前进。为进一步加强中蒙思想文化交流与中蒙学者及专家间的深度合作与交流,中国文化译研网(CCTSS)联合中国教育图书进出口有限公司于2019年9月11日,在蒙古国家图书馆举行“中蒙汉学与文化交流论坛”暨《蒙古汉学与文化发展报告》发布会。

  • 《三体》等图书蒙语版在蒙古国出版

    不久前,《三体》蒙语版由中国文化译研网(CCTSS)“巴特尔工作室”首席翻译家、蒙古国著名翻译家宝力德巴特尔先生翻译,宝力德巴特尔先生表示,很多中国图书在试译阶段就已经受到蒙古读者的一致好评。

  • “以书为媒”,纪念中蒙建交70周年 “中蒙联合书展”系列活动在乌兰巴托开幕

    为深入落实中蒙两国元首今年4月达成的共识,庆祝中蒙建交70周年,以书为媒,进一步巩固中蒙睦邻友好合作关系,增进两国民众间的相互了解,促进中蒙出版业交流,加强文明互鉴和沟通,全面展示70年来中蒙出版交流和文化互译成果,中国国家新闻出版署联合蒙古国教育、文化、科学和体育部、蒙古国家公共广播电视台等多家单位举办的纪念中蒙建交70周年系列文化活动2019年9月10日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市正式启幕。

  • 新中国70周年华诞暨中蒙建交70周年,蒙古汉学家、译者送祝福

    值新中国成立70周年暨中蒙建交70周年之际,蒙古国汉学家、翻译家其米德策耶、钢巴特尔、宝利德·巴特尔、额格希格、浩巴特尔夫、温德华、耶森铁木尔、朝伦爱登、奥其尔,以及蒙古国家电视台领导小组组长满都呼、蒙古国家电视台前台长米格尔,在中国文化译研网(CCTSS)赴蒙古国调研期间,通过镜头介绍中蒙文化互译传播成果,同时向中国、中国人民致以诚挚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