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高里:与文化使者共筑“走出去”桥梁

2018-07-01 消息来源:国际出版周报     原作者:许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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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高里

  中译出版社总编辑

  在2015年美国书展上,一位来自《纽约客》的记者采访了张高里,询问他对于欧美展台人潮涌动,而中国展台却人数寥寥的看法。

  张高里回答道:

  “一方面,欧美书展是欧美国家出版业的嘉年华,而中国刚刚加入这项盛会不久。另一方面,西方等发达国家存在较强的文化优越感,这是建立在这些国家硬实力的基础上。等到中国国家实力发展到一定水平时,自然会有更多人关注中国和中国文化。”

  话虽如此,文化软实力的提升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达成的,它需要在一点一滴中逐步积累。

  作为中国出版集团公司的外向型出版社,中译出版社持续推动“外国人写作中国计划”(以下简称为“外写中”)项目的前进和发展,让更多中国文化和故事进入国际视野。对于张高里来讲,文化“走出去”是一种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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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中译出版社在“外写中”项目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参与到其中的机缘是什么?

  张高里:2015年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期间,中国出版集团公司举办了中外翻译出版恳谈会,并邀请了海内外多位汉学家出席。

  印度的狄伯杰、土耳其的吉来、埃及的白鑫等人介绍了个人在推动两国关系、传播中国文化方面所做的工作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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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我坐在会场下,他们的经历和述说激发了我的兴趣,继而产生思考:如果能将他们的经历和故事汇编成书,那么中外读者都可以了解到双方的文化。

  之后,我们尝试与狄伯杰、吉来、鲁博安等汉学家签订了出版合约,他们也是中译出版社第一批“外写中”项目作者。

  记者:社内第一批“外写中”项目作品是如何推进的?

  张高里:对于第一批作品来讲,我们是在不断地探索和尝试中推进的。

  一方面,我们邀请汉学家进行原创,并根据其个人经历为作品拟定书名。

  以印度汉学家狄伯杰为例,他接受邀请后便全职从事“外写中”项目写作。他的作品主要讲述了当年来到北京后的学习、生活和爱情故事,因此我们为他的作品起名为《北京之恋》。

  这个书名也包含两层含义:第一,他的个人的爱情经历;第二,他是如何与北京和中国结缘的。

  但是当书稿完成后,我们发现狄伯杰的爱情故事只是这本书中的一段经历,“北京之恋”不能准确概括整体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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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伯杰与自己的妻子和孩子

  后来我们经过与北京大学姜景奎教授商议,将书名定为《中印情缘》。

  这本书也是中译出版社第一本“外写中”项目作品,目前中文版和印地文版已经出版,英文版正在与合适的国外出版商接洽。

  另一方面,我们根据汉学家已经出版的母语作品,探索以其他语言出版的可能性。以德国汉学家顾彬为例,他在德国已经出版了多部介绍中国和中国文化方面的著作,这些作品并非纯粹的翻译作品,而是在原著基础上进行深入的个人阐释。

  我们将这些作品在内地出版,并计划进一步合作其他语言版本,输出到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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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印情缘》

  记者:这种在作品方面的合作,对于文化传播来讲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张高里:习近平主席指出:“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

  “一带一路”倡议要行稳致远,离不开“民心相通”的支撑和保障,而中译出版社就是致力于通过“外写中”项目,做这样的事情。

  从我个人的体验上讲,在不亲历目的地国家社会生活环境的情况下,单纯从理论读本上获取信息,这种做法是片面的,也不能呈现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全貌。

  随着中国国家实力的逐渐增强,很多国家开始对中国的社会发展情况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汉学家作为中外文化使者,很好地肩负起沟通中外文明交流的责任。

  记者:“中国模式”在海外的吸引力究竟有多大?

  张高里:通过汉学家的视角,我们能够让更多“中国模式”走向海外,这与中国作家作品的海外传播有着共通之处,本质上都是中国文化“走出去”。

  我们也能看到很多“中国模式”在海外“大热”的情况,例如中译出版社于2015年出版的《根本利益》(印地文版),在印度受到了热烈追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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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根本利益》(印地文版)发布的报道

  这部作品的作者是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报告文学学会会长何建明,印地文版本由印度的普拉卡山(Prakashan Sansthan)出版社出版。

  在2016年新德里书展上,有300多名读者自发来到发布会的现场,现场还组织了作品朗读会。

  他们都非常好奇,中国的基层干部是如何为老百姓排忧解难的。那也是我做出版这么多年,第一次发觉中国作品在国外的推广这么成功,这也让中译出版社看到了“中国模式”作品在海外的发展前景,“外写中”项目则是非常好的起点。

  记者:从目前中译出版社“外写中”项目的进展来看,是否起到了传播中国文化的作用?

  张高里:我们的作者在海外都享有很高的声誉,例如狄伯杰是印度著名的汉学家,顾彬是欧洲“三大汉学家之一”,他们能加入这个计划,就是对中国文化的一种传播。

  另一方面,这些海外汉学家的汉学研究都是出于自己对于中国的热爱,他们的这种自发性也让我们感慨颇深。

  对于我们自身而言,应该展现中国文化、讲好“中国故事”。中译出版社作为中国出版集团公司主要的外向型出版社,需要有意识地引导“知华、友华”的海外汉学家加入到“外写中”项目中,从而将更多优秀的“中国故事”讲给世界听。

  张高里与汉学家林西莉和白乐桑签约稿合同

  目前,我们也是在与更多的汉学家建立联系,例如即将出版的罗马尼亚汉学家鲁博安的《四海之内皆兄弟》,以及匈牙利罗兰大学副校长郝清新的新书。

  这对于沟通民族友好、搭建交流桥梁是非常重要的,能够真正起到“润物细无声”的作用。

  记者:随着“外写中”项目的推进,越来越多汉学家加入到这一项目。那么,中译出版社在海外作家的遴选方面有没有更高的标准?

  张高里:党的十九大报告赋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新的内涵,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核心价值观,其实就是一种德,既是个人的德,也是一种大德,就是国家的德、社会的德。”

  因此,我们对于汉学家的遴选标准会变得越来越严格,鼓励更多对于中国文化研究有一定深度、对中国文化传统有客观认识的汉学家加入到这一计划之中。

  目前,中国文化的学术表达还在起步之中,我们虽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取得了成功和创新,但是总结还并不到位。

  我们希望积极挖掘海外汉学家资源,借助他们的力量,形成对于中国当代文化具有世界影响力,且被国际社会广泛认可的话语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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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您如何看待目前越来越多的出版社加入到“外写中”项目中?

  张高里:首先,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以及中国文化海外表达需求的增加,越来越多的出版社加入到这个项目中是大势所趋。

  其次,从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层面来讲,这也是外向型出版社应该肩负起的责任。

  从我们出访各国的情况来看,每个国家都有对于中国文化研究深入,同时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专家。

  出版社需要做的,就是将这些散落在世界各个角落的汉学家聚到一起,从而形成集团化和品牌效应。

  记者:您对于目前文化“走出去”工作有哪些建议?

  张高里:首先是要有文化自信,出版社在选择中国题材的作家和作品时,应该具备独特的眼光和市场化的思维方式。

  其次,文化“走出去”工作是一项缓慢的工作,容不得半点心浮气躁的情绪。

  在汉学家写作方面,我们要给予他们相对宽松的时间,从而创作出优秀的作品。

  最后,政府和企业应给予文化传播工作更多的资金支持。

责任编辑:霍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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