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者按：2000年前后，我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专业攻读研究生期间，系里的李岫老师带领一批中青年学者开展一项“二十世纪中外文学交流史”的重点课题，我和几位同学也有幸参与其中。李老师约我撰写“中文英译大家杨宪益、戴乃迭”一节。当时可借鉴的研究成果极少，基本依靠对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至七十年代末英文版《中国文学》杂志和他们大量翻译成书作品的爬梳来完成。稿件写完后，李老师将它交给杨宪益先生的妹妹，北师大古典文学专业的教授杨敏如先生，请她和杨宪益先生审阅。稿件得到两位先生的首肯之后，李老师介绍我去拜访他们，渐渐熟悉起来。我也帮助杨宪益先生整理过一些资料，包括戴乃迭先生英文自传的整理与翻译。后来我决定在课题的基础上，以杨宪益和戴乃迭先生的翻译研究为硕士论文题目，开始多方面搜集资料，对杨先生及其亲友进行过一些访谈。 这篇访谈录就是那一时期完成的。由于杨敏如先生所述以生活细节为主，当年不知是否适合公开发表。戴乃迭先生1999年去世，杨宪益先生尚未从伤痛中恢复，此访谈中提及他们丧子之痛，也不宜给他看到。这篇文稿故而存于资料堆中，一放就是十几年。

　　杨宪益先生于2009年冬天辞世，海内外同悼。此后学术界对他和戴乃迭先生的回忆与研究并不多。读者也大多只知他们对《红楼梦》、《儒林外史》等古典名著的翻译成就。现在回头看看，这篇访谈中提及的抗战时期直到建国后他们的大量生活和工作细节，大都是当今研究者不尽了解的，比如他们1940年在牛津毕业，不恋国外的良好条件，义无反顾地回国；回国后安然面对生活中的种种艰苦，不出怨言；建国后工作中面临重重压力，仍能泰然处之，在各种制约下完成卷帙浩繁的翻译工作；杨宪益先生自幼及长的史学基础和学术志向，后半生专事翻译的主要原因；戴乃迭先生在合作翻译时对译稿认真负责的态度和精益求精的贡献等等。了解这些，有助于将两位翻译大家还原为有血有肉的人物，体会他们的喜怒哀乐、俗世情常。杨敏如先生当年的讲述灵活生动，整理文稿时，我尽可能地贴近她的口吻来写，为的是存一份历史的风貌，力求真实。

　　前贤已远，后来者固不能及，知之总比不知为好。

　　戴乃迭与杨宪益

　　乃迭跟着我哥哥到中国来的时候才21岁，比我小好几岁呢。很年轻。当时我们住在山上一个叫流水湾的地方，在重庆郊区。我哥哥领着她，从香港坐飞机就找来了。他们先到了小龙坎，那儿有个豫丰纱厂，我们一个表哥是纱厂的厂长。他们从小龙坎找到流水湾，找到了我们。当时我们是跟着天津中国银行一起到那儿的。我叔叔在银行接替我父亲的工作。我父亲去世的时候他才40多岁，就推荐了他接替我父亲。中国银行几百人，浩浩荡荡到了重庆，后来又到了甘肃天水，在那儿建了个分行。我们留在重庆，没有跟着走。

　　跟中国银行的人在一起，就有人管我们了。可是我母亲很要强，一路上所有该交的钱她都交。她不要占别人的便宜。我也是一到重庆就急着找工作，要自立，要自己负担我和我母亲的生活。我不要跟银行的人有来往。其实当时中国银行的人是很念旧的。当时的经理姓潘，我父亲做行长的时候他还是一名小书记。他很照顾我们。那时候我们要进中国银行工作太容易了。可是我们不要。我和我哥哥、我妹妹都不要进银行。我们要靠自己，过自己的生活。

　　我哥哥到重庆的时候，我已经进南开了，在南开附中教书。当时南开附中跟别的地方不太一样，它那儿的要求要严一些，每个月的薪水也比别的学校多10块钱。我当时教两个高二班、两个初二班，一个月是110块钱。可是我们租的房子当时一个月就要100块钱。

　　当时我们住的是罗家伦的房子，他是中央大学的校长。其实我哥哥和我嫂子回来的时候是准备到西南联大去教书的，人家连聘书都给他们下好了。他们还在牛津的时候就跟联大说好了的。可是回来以后我母亲不同意了。六年没见了，六年没见到自己的儿子，刚回来就又要走，她受不了。罗家伦也一直在我母亲旁边出主意，让她动员我哥哥留下，留在他们中央大学教书。我母亲就想啊，那么多年不在身边了，兵荒马乱的，怎么让他们再离开？中大也是国家的学校，条件听说也很好，房东就是校长。在中大教书，天天都能见到他们，怎么不比到别处去好？不能走。

　　我母亲就哭啊，哭得我哥哥没办法了，说好吧，就留下吧。可是留下以后才发现，不是让他们在中大里边教书，是让他们去柏溪的分校。柏溪在乡下，他们一块儿去，不能天天回来。还没结婚呢，怎么住？我母亲很有主张，决定马上给他们完婚。乃迭的父母亲都不同意。本来她跟我哥哥订婚的时候，跟家里说好的，先在中国生活两年，看能不能习惯，再决定结婚。现在刚到中国没几天，就张罗着要结婚，她父母亲能不着急吗？她父亲就从成都到重庆来了。他们父女俩在那儿谈，她父亲说，怎么也得再过上半年吧？她就跟父亲解释，说明是要到柏溪去，不结婚两个人一起住不方便。

　　后来我就问她：“你想什么时候结婚？”

　　“As soon as possible.”（“越快越好。”）

　　我告诉她，在中国我们不兴这么说。我多想结婚，别人问起来，我也得说：“我还不想结婚呢”。她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明明自己要结婚，为什么还要说假话？我这位嫂子一辈子有什么说什么，一辈子没学会说假话。

　　到了快结婚的时候才好笑呢。我母亲决定把我和我哥哥的婚礼放在一块儿办。这也是为了省钱。当时轰炸，炸得什么都没有了，什么都得想着要方便。决定结婚了吧，我和我母亲就开始忙开了。再不讲究，也得预备预备啊，毕竟是结婚，是件大事儿。我忙着绣了两对儿枕套，乃迭一对儿我一对儿。什么都得预备双份儿，有我的就得有她的。她可倒好，什么都不操心，怎么都行。什么也不管。给她什么，她就谢谢，不给也不要。

　　我们决定不戴婚纱。当时亲戚朋友都不同意。我那表哥首先就急了：“不戴婚纱成什么样子？要婚纱我可以到仰光去买啊。”不戴。我们俩都不要。我的丈夫罗沛霖是从延安回来的，倔得要命，什么都不让要。我说结婚的时候，我们女的总该拿束花吧？乃迭也说“Sure”（“确实是。”）。可是他们男的都反对。我们也只好听话，不拿花。婚礼上我们也不行礼。

　　我母亲也开通，说：“咱们来新派儿，不磕头了。”我母亲一说不用磕头，大家都松了一口气。毕竟两个国家的文化不一样，让乃迭磕头多不方便哪。可是生活里头还是有一定的摩擦。她母亲来了，来参加婚礼。一看我们的礼服就说了：“我的女儿不适合穿黄色。她适合穿蓝的”。我母亲来了句：“结婚能穿蓝的吗？”人家说：“我想看看别人送给我女儿的结婚礼物”。——都给退回去了。所有的礼金我母亲一概退回：璧谢。我母亲是很要强的，别人的礼金送得太多，她要避嫌。

　　结婚的时候条件是很差的。总得有件睡衣吧？我母亲买了白布回来，自己在小油灯底下裁。可是说句小姐的话，那种布做的睡衣，我真是穿不惯。可是我嫂子她也不挑剔。最要命的是，晚上休息的时候，用的是马桶。就这样的条件：油灯、马桶、手摇的井水，她也都受过来了。多差的条件她都不抱怨。

　　他们结婚以后的笑话就更多了。我哥哥和她都不会过日子。我哥哥在英国的时候，就特别能花钱。从伦敦、牛津回来的人没有说他好的。“你们杨家那少爷，不得了。他花的钱打他那么一个金人儿都够了”。他爱买书，花钱没计划，又特别大方，自己的东西随便就给人。后来结婚以后还是这样。这种脾气一辈子没改过。要是在一般人，这太太就该管了。两个人过日子就得生气。可是我嫂子不说什么。我哥哥送出去的东西，她也认为应该送。两个人在这些事情上看法都一致。我哥哥从来没在这方面受过委屈。

　　后来两个人靠工资过日子，一到月底，工资还没发下来的时候，就可笑了。钱都花完了，怎么办呢？我哥哥就下点儿白面条，浇上点儿酱油。那是真的酱油拌饭哪，可不是嘴上说说。我嫂子也就跟着这么吃，她也不抱怨。

　　所以我哥哥现在就后悔，老说从前没有好好照顾乃迭。乃迭不会做家务。他们家做饭、洗衣服这些事都是我哥哥做。有时候她也说：“什么时候宪益要是喜欢做饭就好了。”可是你为什么不学呢？她一直没学会这些事。一直是我哥哥在做。我母亲也说：“我这个儿媳妇什么都好，就是太不能干了。”

　　她喜欢种花儿，一直喜欢。从英国带回很多花种，朋友也给她带，她后来回国的时候，自己也往这儿捎。在外文局宿舍后面的院子里种了一溜儿。她喜欢花到了什么程度？出门的时候，骑的自行车后面有一兜儿，路上碰到马粪就捡起来，兜儿里捡的都是马粪。她也不怕别人笑她。回来就给花儿做肥料。

　　除了种花，就是喜欢看书，喜欢做翻译。家里的书和杂志多极了。那时候外文局还兴旺，外国专家不少，现在还有两位在世的：Ruth Weiss和Betty Chen。 后面的这位嫁了个中国丈夫，不过后来两个人分开了。当时中国人跟外国人结婚的也不少，可是后来一直很好的少极了。我哥哥和我嫂子是大家都羡慕的。

　　他们俩一直那么好，为什么？有相同的爱好，相同的志趣，互相体贴，互相关心。我哥哥为他的妻子做了一个最大的牺牲。这一点是许多人做不到的。他做翻译是为了乃迭。因为乃迭喜欢翻译，他才陪她做翻译工作的。其实他自己并不那么喜欢翻译。他喜欢的是历史。他老说：“要是再有一辈子，我一定去研究历史。”他从小就喜欢历史，从小就看。到英国留学的时候，一到了那边就要二十四史。我去邮局给他寄，分好几次才寄完。在英国又看了外国的历史。回到国内，在北碚国立编译馆的时候，没有什么事，也没人管他们，他就又看了好多史书，写了好些文章。他是可以搞历史研究的。可是为了乃迭，他放弃了自己的爱好，跟她一起做了翻译。

　　当时在外文局做翻译是不受重视的呀。我哥哥这样的人，连个编辑都做不到。编辑得要党员，政治上、思想上要过硬才行。我哥哥不够这样的标准。他只能做别人要他翻译的东西，不管好不好。有的时候刚翻完，那个作家倒了，译稿也就不能用了。白浪费了时间和精力。有的作品是太不好了，我哥哥也提出来，说不能翻译这样的东西，毫无意义。这也被领导看成“不听话”的表示。你就是个翻译匠，叫你翻什么你就翻什么，不就得了呗？哪儿来的那么多意见？就是这样的环境，他一身的本事使不出来。

　　我哥哥和我嫂子一块儿工作，配合得很好。有时候我看了他们翻译的东西，提出来“这儿不对”，“那儿不好”，我哥哥那大马虎，听见就跟没听见一样。我嫂子不。“哪儿不好？”提起笔来，马上就改，认真极了。总是我哥哥译初稿，我嫂子给他改，仔细地推敲。所以现在我哥哥也不做翻译了——一坐到打字机跟前，就总觉得少了那么个人。不一样了。

　　我嫂子不会做家务, 也不会照顾孩子。后来儿子出事以后, 她受的打击最大。老觉得对不起孩子, 对他们照顾得不够。杨烨, 多好的孩子, 后来到了那一步。其实在他考大学的时候, 精神上就不好了。他是一直想上北大, 因为他的姥爷原来就是燕京的教授, 他从感情上觉得亲切。他报的是物理系。当时我们都不知道, 那属于保密的专业, 他是不能上的。结果后来给弄到了北京工业大学。我们都没想到。北京工业大学是什么样的学校? 那些北京市的, 华侨的, 和政治上不可靠的人的孩子, 就都给送到儿去了。不是什么好大学。

　　杨烨在中学一直得金质奖章。那时候中学有三种奖章：金的、银的、铜的。他一直得金的。他还得过全北京市长跑比赛第一名。优秀极了。考大学的时候，成绩都是100分啊。就硬是不让上北大。考大学的结果一出来，我们都接受不了。孩子从那时候起，精神就不太好了。后来在家里也跟从前不一样了，对我哥哥说话也不尊重了。当时我们都还不明白怎么回事儿。我哥哥非常生气，还骂过他。后来我们才知道，孩子是生病了。我哥哥非常后悔，难过极了。可是他也说不出来。乃迭是当妈妈的，更受不了。从孩子出事以后，她身体就不行了。就是从孩子出事以后不行的。

　　刚知道杨烨出事的消息，我就赶紧往他们家赶。到了那儿一看，家里没有人。过了一会才回来，从办公室回来的。他们是上班去了。希望能通过工作忘记一点儿痛苦。可是没坐多久，还是回家来了。能忘吗？忘不了啊。可是乃迭看到我，第一句话，说的是：“别告诉妈”。她不说自己多难过，多受不了。在那样的情况下，看到我，先想到的是别让妈妈难过。我妈妈特别喜欢这个孙子。可是当时她已经知道了。我说：“妈妈已经知道了”。后来谁也说不出什么。三间屋子，三个人，一人躲在一间屋里哭。

　　是因为大人的原因，孩子才受的牵连。他们好多年一直受怀疑，说是外国间谍，后来终于给坐牢了。坐牢对他们都不算什么。儿子死这件事情对他们打击太大了。

　　本来他们都是很开朗的人，家里老有客人，老喜欢请客。我嫂子也不懂招待客人。有一次，他们请客，说是要请侯宝林吃饭，还请了一位陪客。后来人家到家里来了，他们就请人家喝酒。喝着喝着人家就不懂了，本来说的是请吃晚饭的，都几点了，怎么还光喝酒，不给饭吃啊？后来实在饿得受不住了，问问吧。倒好，原来他们早忘了。自己早吃过晚饭了。一说开，我哥哥赶紧到厨房去，现做。要是我碰到这样的情况，我准羞愧极了，我得无地自容。可是乃迭也不着急。她还是坐在旁边儿，嘻嘻地笑。好像根本没她什么事儿。后来侯宝林说杨先生您这可真够意思，头回请我到家里来吃饭就这样儿，我回头得把它写进相声里去。

　　注释

　　该课题成果为《二十世纪中外文学交流史》上下册，李岫、秦林芳主编，2001，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

　　戴乃迭先生自传的英文稿I Think I Have Two Motherlands发表于《中国妇女》英文版杂志，2002年3月号；中文《我觉得我有两个祖国》，发表于《文汇读书周报》2002年6月7日版，同时发表了我在硕士论文中整理出的《杨宪益、戴乃迭翻译作品目录》。戴乃迭自传和他们的译作目录后收入杨宪益主编纪念文集《我有两个祖国——戴乃迭和她的世界》一书，2003年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杨宪益、戴乃迭先生的爱子杨烨文革期间精神出现问题，七十年代中期赴英，在姨母希尔达家中休养，1979年自焚身亡。噩耗传至国内，阖家惨伤。杨宪益先生自传中略有提及，杨敏如先生访谈中所言较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