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杨老素未谋面,论年龄他是长我一辈的人。但我手头有译界泰斗杨宪益先生给我的两封亲笔长信。

  1966年,正当我高中毕业准备升学时,高考取消,只得赋闲在家。多亏先父留下一箱旧书,中英文都有,词典尤其完备。这些书大多有年头了,纸张泛黄变脆,蠹痕斑驳。仅有数册较新的书,其中就有杨宪益翻译的英文版《鲁迅小说选》《鲁迅杂文选》。回想起来,我跟杨家好像特别有缘,因为其中还有英文原版《呼啸山庄》及杨宪益妹妹杨苡的优秀中文译本。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被分配到里弄生产组上班。偶尔走过福州路外文书店,除了英文版“红宝书”及“样板戏”剧本,柜台里仅见杨宪益夫妇翻译的两本书:《儒林外史》和彩色连环画《王贵与李香香》,装帧精美,非常诱人。我一见之下也斐然有译述之意,于是发奋研究中译英。《鲁迅小说选》《鲁迅杂文选》自然成了我的范本。杨宪益的译文信而达,让我得益匪浅。他尽可能依原文语序(有时甚至于标点)来翻译,译文依旧流畅。

  研读杨宪益译文时,居然发现两处小疏忽。其一是他翻译鲁迅《呐喊自序》“往昔曾在院子里的槐树上自缢死过一个女人的”那句里,该用hanged而用了hung。那纯属疏忽。我虽年少自负,有志于从事中译英,其奈非科班出身何?我心得再多,可惜说与旁人浑不解,乏人赏识。所以我想借此结识译界权威杨宪益,一则可以讨教,二则希望得到他对我英文水平的认可。1974年4月初,我用家里的老爷打字机写了英文信寄到北京外文出版社,并附空白信封与邮票。然后就耐心等待。

  忽一日,收到先生手写的中文回信,大喜过望。他非但未怪我小子出言无状,还不惮其烦回答我的全部问题。他谦称自己“算不上专家”。关于平时使用什么字典,他说“我个人是不大依靠字典的,手头只用一本英文的Concise Oxford Dictionary(《简明牛津辞典》),时常翻一翻。遇到专门词汇或科技方面自己不懂的东西,就查查外国的百科全书,如Encylopaedia Britanica(《大英百科全书》)”。对于我指出的那个小疏忽,他表示同意我的看法,并解释说:“我的翻译《鲁迅选集》四卷本,当时是在很短时间内赶出来的,错误不少。”我家两本确是1954年初版本。他还说:“关于翻译诗词之类,原文如比较含混,有多种含意,我认为应尽可能保持其风格,但同时又要使读者能够看懂。翻译原则首先还是信达,要忠实于原文让读者能懂,但文学翻译又要尽可能反映出原作的多种含意和精神,如何能作到,这点就看译者能力了。”

  先生接着说:“在文学翻译上,每人表达方法都会不尽相同,这是无法加以硬性规定的。译中国诗词,要保存原作的节奏感和尾韵等,严格说起来,是不可能的,因两种语言不同,读者对音乐的感受也不同。在诗的翻译上,我看很难说怎样作最好,原则也就是要忠实于原作,同时尽可能把原作的精神表达过去,用不用韵还是次要的。关于您提出的《智取威虎山》的译文中Baby’s Ma一词的问题,那篇不是我译的,是一位美国同志沙博理译的。有人喜欢直译一些中国说法,觉得那样更能有中国味道。有人喜欢这样,有些人不习惯,见仁见智,这就很难说了。”在那剧本里猎户老常管老婆叫“孩子他妈”,英文版里是Baby’s Ma。照此直译,那北方口语里“他叔”之类的称呼,是否可译成His Uncle?我觉得有点滑稽,在信里提出疑问,才有杨先生上面的解释。

  杨先生还透露了《红楼梦》的翻译进程,“现在我爱人在修改译文,预备分三册出版”。最后他鼓励我,“您的英文表达能力是很不错的”,还不忘叮嘱“以后写信不必附信封和邮票”。

  一年后我又去信请教问题。其一是林语堂翻译的明代作家蒋坦《秋灯琐忆》里有一段话,“人生百年,梦寐居半,愁病居半,襁褓垂老之日又居半,所仅存者,十之一二耳”,我不太明白这段译文。先生答复说:“林语堂翻译的那句话是有些毛病,此人英文是不错的,但写得很潦草,容易出错。我看原文意思只能解释为睡觉占去一半时间,愁病又占去其余时间的一半,幼儿与老年又占去其余时间的一半。”

  前面第一封信上谈起汉英字典时杨先生说,“林语堂也编过一本,内容相当杂,编的很草率,也不够好”。最后说,“看来您对英文翻译写作很爱好”,“您如有时间想作些翻译,可同图书社联系”。他希望我“能配合当前国家及社会需要,能利用你的专长,为社会主义祖国多做一些工作”。

  尤其令我感动的是先生附来一张有他亲笔签名的字条,相当于推荐信,大意是:我认为曹山同志有能力从事中翻英工作。这令我想起鲁迅先生为文学青年甘当孺子牛的风范。无奈那时我在里弄生产组打工,即使改革开放后《新英汉词典》组招聘,我以名列前茅的成绩通过考试,我所在街道依旧拒绝放人。直到两三年后人事政策改变,我才被招聘进上海外贸学院教翻译课程。一天,班上有个学生说她父亲在上海外语学院教书,想看看杨宪益的推荐信。谁知拿去后被弄丢了,留下那两封信好比吉光片羽,弥足珍贵,我至今什袭而藏。

  似水流年,转瞬过了四十余春,杨老已于七年前谢世。我去信那年,他与戴乃迪夫人身陷囹圄多年后刚恢复自由,他们的爱子正患重疾,他内心的痛苦可想而知。就在那种情况下,他对我这个素不相识的青年不但耐心解答问题,分享非常宝贵的经验,而且竭力提携,鼓励我多作贡献。而今我也是皤然老翁,看到先生手泽,想起先生当年的古道热肠,既感激又惭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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